京城的信号传到江淮丘陵的时候，已是这一年年初。隆冬时节，日短夜长，凌晨。星光未褪，凤阳一觉醒来，发现城中古老的钟楼再度成为革命的心脏。那上面的高音喇叭不断地重复着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其主旨在于动员农民行动起来，大批资本主义和大干社会主义，横七竖八的广播网络则把那钟楼的触角伸向每一个角落。这样，华国锋充满激情的声音，便控制了整个凤阳县的村村户户。

凤阳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祖居之地，时称濠州。他在天历元年，即公元1328年生于一个佃户家中。佃户没有耕地，靠租种他人土地为生，在乡下是最贫穷的一类。朱元璋十七岁为行童，游方化缘于淮西，也就是出家到寺庙里做了一个小和尚，云游四方乞讨度日，二十五岁投郭子兴麾下为卒，离凤阳平天下，直至四十一岁称帝，是为明太祖，次年下诏于凤阳营建中都。所以，这里至今仍然留着诸多关于朱元璋的遗迹，其中最为隆重的一处，是古城中心的钟楼。楼高数丈，由小块望砖所筑，色青。到了公元1977年，已经数百年风雨剥蚀，斑斑裂裂。城头间有野树杂草，淡妆浓抹，如一条恍恍惚惚的龙蜿蜒在空中。当日统辖太祖中都的地方官吏主持修筑这个建筑，乃是为了永久地悬挂一口铁钟，钟脊铸有“皇图巩固”、“帝道遐长”八字。中都城门之上，镌有“万世根本”四字，字体楷书，雄浑庄严。这些一厢情愿的箴语，价值并不在于实际的效用，而是具有某种象征。在我们这个国家漫长的历史里，为人君者数以百计，无不希望家传万世，却没有一个可以如愿，朱元璋亦不能例外。但他毕竟生长于乡间贫户，深知物力艰辛以及土地之于农家的珍贵，他之所以沦为行童游走四方，说来就是因为没有土地！在他看来，土地乃是万世之根本，其所具有的意义可以成为大明王朝的基础。他正是从这里出发去平均地权，建立了一个自耕农的社会。而在共产党看来，乡村土地的私有恰为王朝倾覆的原因，所以党在土地改革之后采取的第一个大规模行动，就是把自耕农的地权收归集体。

在1977年初这个寒冷的早晨，大明皇室的子孙们由自耕农而为公社社员已有近二十年，政府的官员们不断地告诉他们，只有人民公社才是他们真正的“万世根本”。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刻，有两个人一前一后，由“万世根本”的城门之下蹒跚东去。一人名徐桂仁，一人名范云珍。徐为生产队长，范为妇女队长。二人同在一个生产队，同是共产党员，其职务在旧时相当于村长，现在分别管理着全村的男女。依照党的纪律，此时他们应当在自己的家里召集党的会议，来动员农民紧跟华主席的部署，鼓起学习大寨的高潮。但现在他们径自离去，甚至对那象征着主义与权力的高音喇叭望也不望一眼。寒风之中，破衣缕缕，饥肠辘辘。他们将沿街乞讨，最终到达几百公里外的上海，那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他们就在那里浪迹街头，靠城里人的施舍度过寒冷的冬天。

人民公社社员沦为乞丐，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初期。尽管政府在公开的场合屡屡宣布乞丐为非法，但诸如此类的行为仍然在社会底层蔓延开来。党的干部从来未对公众承认过这个事实，私下里也只是把乞丐叫做“外流人员”。每年第一季度，均为农民外流的高潮。此时为农闲，可有充足的时间，在城里则有元旦和春节相接续，食物的储备及冷菜剩饭也较一年中其他时间为多，因此被乞丐们视为黄金时节。除去旧时留下的为数极少的地主富农，乞丐均具有社员的身份。他们一半是生产者，一半是叫花子，其总数并不稳定，可因年成的好坏或多或少，但总的趋势是生产者渐少而叫花子渐多。此种情节，凤阳党的领导每年数次报告给他们的上级，其用意在于申请救济粮款，或者表白流民的嚣张和自己制止流民的成效，这些报告所列情况，较之当日一切报纸的宣传更为可信，故择要记录：

1967年1月至2月22日，凤阳人口外流九千九百人，至3月18日，达到一万八千人之多，大部去南京及苏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