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并在一起，显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化。党的蓝图可不仅仅是将组织的规模扩大，而是建立新的制度。公社将既有支配生产的能力，又具有行政的权力，还是社会性的机构和慈善事业，甚至可以成为道德的王国，所以它在性质上已经是“共产主义的雏形”。毛泽东描述这个“雏形”为“乡社合一”，“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这多少表明毛泽东在1958年的春天里对于他的未来还只有一种模糊的意识。他甚至还没有想到可以使用“公社”这个名称。

“公社”这两个字诞生在一列南行的列车上。按照刘少奇的回忆，“公社”一词是“吹”出来的。“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他说道，“我们四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刘少奇对公社的热情看来一点也不亚于毛泽东，以至于火车一到郑州车站，他便要吴芝圃回去实验。据后来薄一波的考证，这一次火车上的海阔天空，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设想用“公社”来取代合作社，时为1958年4月底。当时这一列火车恰恰是开往广州去与毛泽东会合，可以想象这几个人将把这个激动人心的设想向毛泽东转达。对于毛泽东来说，由四位党的领导人共同“吹”出这个词汇的过程，也许比这个创造本身更有意义。这证明政治局里的同事们现在已经全部站在他的一边，全力推动这幅理想的图画成为现实。

两周以后，毛泽东的公社蓝图完成了最后一笔：

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3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由合作社而为公社，其主要的着眼点，可以说是在试图营造未来社会的基本单位，如同水之分子和人之细胞。到了这一年夏季，此种认识在党的领导人中间已大致形成。这可以由当时一系列的文章和演说来证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这时发现，恩格斯已经把未来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在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一句话都视为金科玉律的时代，可以想象这一发现的价值。陆定一把它推荐给毛泽东，后者又向政治局里的全体同志一再推荐。这一来，大家都相信，“公社”不仅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幻觉，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导师的结论。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写道，要把合作社变成一个“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文章发表当日，即中国共产党三十七周年诞辰，他又到北京大学去发表演说。他向学生们解释毛泽东的话，说是要把工农商学兵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几天以后，国务院里负责农村事务的副总理谭震林，赴河南去找吴芝圃，看看他的实验是否取得了一些成绩。结果他在遂平县看到了一个名叫“卫星”的合作社，就兴高采烈地告诉农民，他们办的正是“共产主义公社”。当然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农民看不出叫党的官员们如痴如狂的“公社”究竟好在哪里，于是，谭震林便向他们作了一番描述：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等，都是按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空调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