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年以前就已经宣布为非法的包产到户，居然可以风风火火地畅行，舆论也恢复了对它的同情。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1961年。这一年春天乃是乡下人饥饿的最高潮和生产的最低潮。毛泽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得知包产到户的卷土重来。先是有一封信告诉他安徽有一个叫徐桥的地方包产到户，从这里嫁出去的姑娘就全都跑了回来，惟一的原因是想要在娘家吃上一顿饱饭。几天以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面陈这种办法的好处。曾希圣说，毛泽东同意这样的搞法。但是毛身边的人回忆说，毛泽东的同意实际上至为勉强。看来是由于恢复生产的迫切需要不得不暂缓大同理想的实施。如是情状传达到前后左右，权力中心便出现了一个方针含混不清的时期。毛泽东在政治局里的同事们既然担负着拯救危局的直接责任，又不能确知毛的真实用意，所以几乎没有一个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加以干预。地方官员们对身边发生的事情都不摸底，也全都闭起一只眼睛装糊涂。这在我们国家的官员中乃是一种屡试不爽的技巧，即所谓“聪明难，糊涂更难”之古训的精义所在。因为这样既不至于延误实际的进程，又可为自己保有进退的余地。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懂得这个规则，不论什么时候，总会有一些默默无闻却又标新立异之辈做出许多不知轻重的事来。1961年初冬时节就发生了一件少为人知而又意义重大的事情。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接到一封挺奇怪的信件，内容长达一万字，每一句都在述说包产到户的必要以及它的好处。作者请求他把这封信转交给毛主席，还在信的最后写道：“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我不能停止我的战斗。有人讲我这样下去很危险，一斗、二斗把自己的脑袋斗下去。我回答说，这是你们的说法，是你们的观点方法问题。我斗得对，我很站得住脚。”在马寅初看来，这简直就是包产到户的宣言书，可是写信人的名字他却从未听说过。他只是从信封上才知道，这个人是浙江省嵊县人，他的同乡。

此人名叫杨木水，乡下年轻的蚕桑技术员。他把他的“宣言”寄给马寅初的惟一动机，是他觉得他这位品学兼修的同乡有着上达民声的热情和威望。他可一点也不知道，这位马老先生在京城里的威望已是强弩之末。因为毛泽东正在指责他的限制人口的理论，质问说这是马克思的还是马尔萨斯的。不过，马寅初所做的事情还是远远超过了杨木水的期待。他居然专程回乡去面晤杨木水。当他把杨木水邀进自己的房间之后，县委的官员们就惊慌不安起来，他们担心这一老一少的密谈会闹出什么事情。于是不断派出政府的代表前去敲门，希望加入进去，以此来阻止这一老一少的推心置腹。这令马老先生极为震怒，他不动声色而又不容分辩地拒绝任何人的参与，直到帮助杨木水把包产到户的“宣言书”修改一遍才开门出来。分手之时两位刚刚结成忘年之交的朋友面面相觑，目光里面分明在询问难卜的前途。老的说：“正确的意见不要轻易放弃，真理是批不倒的。”小的动动嘴，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后来他把这句话对女友说出来了：“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会被捕判刑，坐牢流放。我们分道扬镳吧。”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一老一少的话都没有说错。

那个冬天的中国饥寒茫茫，乡下大约只剩下三样东西：“共产主义天堂”的梦想、揭不开锅的食堂和饿死路边的农民。毛泽东正在广州加紧搞他的《人民公社六十条》，身边聚集着当日一群最有学问的人，包括陈伯达，他是这一文件的捉刀者之一。可是，还有另外两个不知名的乡村小人物，也坐在自己家中埋头写作。

二十七岁的冯志来在1962年4月21日完成了他的文章，题为《半社会主义论》。文章劈头就问：

“什么是我们眼前的出路？包产到户！”

他直截了当地承认“这是单干”，他嘲笑那些把“单干等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人”，“难道看到自己的父亲有鼻子，就认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亲吗？”这样的讽刺已经足够使人恼怒，然而他还轻蔑地说，“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是最完备的形式，可以容纳共产主义的生产力，真是荒唐透顶。想将胚胎预先取出当婴儿抚养是不行的，即使给他穿上美丽的衣服，还是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