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了这些之后，他凑了一百六十块钱，就在那个春天里搭上一列火车去了北京，把他的文章送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又送了两份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这是党报和党刊，其中任何一家都可以直接上达毛泽东的视听。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引起政治局的注意，可是居然没有人来理睬他。

被轻蔑激怒了的小人物回到家里再接再厉。过了两个月，6月30日，他又写出一篇，叫做《怎么办？》，说是为了补充他的那篇《半社会主义论》。他的新作是一篇讨伐人民公社的檄文。他笔锋犀利地直指农村里的悲惨局面，仰天长问：“错在哪里？”人们都说是天灾造成的，可是“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仅仅是表面现象，实质是‘左’的错误……异想天开、创造狂、虚假浮夸，都得到鼓励，在高速度的口号下，残酷地剥夺农民。大跃进变成大倒退，多快好省变成少慢差费。更不幸的是不承认这些事实。”他那时还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知道这将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却懂得自己人微言轻，所以再一次把这些文章投递北京的时候，他自称自己乃是冯雪峰的族侄。果然如他所愿，北京的回信来了，可不是写给他的，是写给当地党的机关，要他们追查信作者的后台是不是冯雪峰。

然而《人民日报》那时接到的信可不仅仅是冯志来一个人写的。另外一个人，陈新宇，写得甚至更多。此人原在城里务商，因为向往人民公社的美好蓝图，高喊着“我爱农村”，就参加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队伍。结果他看到农民对于公社根本没有兴趣，却对包产到户一往情深，就一气写了八封信，全部寄到《人民日报》。他告诉报纸编辑，他“原来是去纠正包产到户的，可是反而被群众和事实说服了，现在坚决主张包产到户”。这一回编辑居然大动侧隐之心，将他八封信中的六封刊登在一个叫做《读者来信》的不公开的刊物上，并且加了一个标题：《重谈包产到户》。陈新宇说他“确信包产到户是终将出现的必然的现象，有非常坚定的胜利信心，决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像冯志来一样，他闭门拒友，坚持独身，打算一人做事一人当。

那时候；乡下认为包产到户是个好东西的人多得出奇，可是能够把它讲得这样头头是道并且公诸于众的，只有这三个人。显而易见，包产到户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行动，而且让这三个人找到了不少理论根据。这使得农民对人民公社发起的挑战更加有力。几十年后，人们终于发现这几个小人物的见识远远高于那些大人物。这三个人都出自浙江，又都不谋而合地采取了犯颜直谏的行动。事情由此闹到中南海里，毛泽东指着浙江省省委书记说，“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口气之严厉，令人心惊肉跳。不过，真正的狂风暴雨还没有到来。7月中旬，陈新宇还接到了报社寄来的稿费，共计二十五元五角。这迹象多少让人觉得轻松。他将稿费买来一大堆桃子分给同事，一时间他的周围竟有了笑声。但就在这时，风云突变。

冲突的导火索是由一个出乎意料的人点燃的。此人就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他本来深悉毛泽东的心理，亦持有同样的反对包产到户的倾向。毛泽东委托田家英到他的故乡湖南去作一番调查，这是1962年早春时节，乡下适为包产到户的高潮，毛泽东也许是希望他能提出一些有利于人民公社的证据。不料田家英这一去就完全站到了包产到户的一边，农民对于包产到户的热烈情绪令他感慨不已。但是这一次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单独向毛泽东报告，而是依次向政治局中最主要的成员游说他的想法。

毛泽东不打算过早地干预这件事情，他只含糊地表示，包产到户只不过反映了落后群众的要求，共产党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然后就稳坐如山，静观事变。他的同事们却按捺不住了。陈云称赞田家英的看法，并且决定向毛泽东当面进言。他向毛泽东建议，“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克服农村困难”。邓子恢在一封信中主张，给农民多一些“小自由，小私有”。他把这封信以及农村工作部的调查报告直接交给毛泽东，然后就在京城里到处做报告，说“农村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办到的。有的地方包产到户，搞得很好，全家起早摸黑都下地了”；还说“不能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但是他用不了多久就什么也说不了了，因为他被解除了农村工作部部长之职，罪名是专“刮单干风”的“资产阶级农业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