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个冬天，流浪在全国各地靠乞讨为生的公社社员有几百万人，其情景之惨，今天人们可能已经不再记得，但是安徽省滁县的农民朱成友是记得的。十几年后，他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和人民日报社的一位记者谈到那时他四处讨饭的日子时，双手还在颤抖。另外一个老农，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顺德县人，此地一向为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如今老人家徒四壁。北京来的一位官员问他对什么事情最不满意，他说道：“三十年了，人民公社一是不让我们吃饱，二是不让我们说话”。又问他什么时候生活最好，他说是陈济棠时代。陈济棠是三十年代当地军政首脑，所以这件事让北京的官员惊讶万分。

乡下的人民公社已经沦落到如此地步，但在当时，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仍然极少。李富春是其中一个。他说：“‘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很深的教训，为什么那么多的民众把矛头对准我们的干部？因为共产党欠账太多了。”另一个人是万里，那一年的冬末春初，他是安徽省的省委书记，他和一个叫花子的对话，也令他永世难忘。当他私访他治下的淮北农村时，偶遇一个青年，上身着一棉袄，里面光着身子，外面扎一草绳，从破烂的地方绽出棉花。万里问道：

“你有什么要求？”

小伙子拉开棉袄，拍拍光肚皮：

“吃饱肚子！”

“你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

小伙子又拉开棉袄，再一次拍拍光肚皮；

“把地瓜干换成粮食！”

……

这位省委书记那时上任不久，又是微服简从，所以青年人并不知道他是何人。不过，一年以后，全中国的农民都会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成为在农村里发起改革的关键人物。此刻，他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满足这个小伙子的愿望。据随行的人员后来的描述，他良久无语，热泪长流。毫无疑问，他所见到的事情令他对人民公社的信念发生了根本动摇。因为就在当夜，他对随行的人员提起此事时说：“你看看！一个种地的，自己吃不饱肚子，我们共产党干了三十年，连人家这么—个要求都不然满足！我们再不让他们吃饱饭，总会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吃不饱饭。”这还算是客气的说法，不久，他在国务院召开的高层会议上再次提到乡下的贫穷，话说得更加尖刻：“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

华国锋这时候的想法，是要将毛泽东生前提出的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加以推进。按照这个计划，中国农业的机械化要在1980年完成，这当然并非外人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劳动技术的改进。事实上，按照当日共产党人的设计，农业劳动改由机械完成，是将土地大规模地连接在一起的基础。千百万农民的劳动，亦将由此集中于统一的意志之下。所以，机械的最重要的意义不是改造自然，而是可以成为一种统治人的力量，甚至还可以造成一种压力，让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更快地转向国家所有的制度。这个计划在毛泽东时代已经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进，到了1977年，有记载说，乡下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一百五十五万台，并且拥有大约一亿八千万马力的机械总动力。就总量来看，低于美国和苏联而居第三，但若平均到耕地之上，则就少得可怜，而且其中大部分仅为纸面上的统计，实际的机械则有相当部分因没有配套或者损坏严重而不能使用。所以，在1978年1月4日，华国锋就召开了一次全国的会议，试图以激昂的号召鼓励属下认真对待这件事情。陈永贵在这一天宣布说，现在“已经到了决战的阶段”，因为，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只剩下三年的时间”。陈此时是新领导中位居第八的副总理，他的农民出身和经历，使得他的演说洋溢着农民的感情，也刺激了台下那些乡村官员的热情。一时间，大厅里掌声雷鸣，山摇地动，其情景仿佛象征着党的号召与农民的心愿融为一体。第二天清晨，报界一起开动起来，呼喊着“夺取三年决战的胜利”。人民日报的社论还说，这是全国农民的最迫切的愿望。（《人民日报》1978年1月5日。）不过，用不了多久，所有的中国人就会知道，所谓“决战”的计划，与乡下实际的情形和农民的心愿相去何其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