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3日：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与“新六十条”在同一天通过——省委书记的迂回战术——中国的改革从改变人民公社制度入手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1978年的12月13日实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具有这种价值的日子并不多。“两个凡是”终于结束，这中间的含义当然不仅仅关乎某个人的沉浮，事实上它等于是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从此，七十四岁的邓小平终于可以开始自己的时代了。

这一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全会上以一个长篇演讲宣布了他的时代的开始。现在他已被看作是真正的领袖。这种概念与权力的位置并无直接的关联。邓小平的职务仍然居华国锋之下，公开排列出来的名次也还在叶剑英之后。他的领袖位置来源于他的思想和他本人的气质。他深知我们庞大的国家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它是否真正地赢得人心而不仅仅获取人们嘴上的阿谀。而取得人心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人民以真正的利益。

这种思想的萌生大约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此后两度被贬以及三年流放的经历，使邓小平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逐渐加深。有一段日子里，他不仅失去了他的权力，而且失去了一些基本的物质保障。工资已经全部被取消，只按月发给可以维持他一人生命的费用。可是他还要赡养年迈的继母，以及为他的更加贫困的儿子筹措来看望他的路费。人类对于物质的看法多少有一点忘恩负义，你拥有的物质越是充分就越是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只有当你真正挨饿的时候，才会懂得一口饭的珍贵。当日邓小平团于赣南一隅，不得不自己开出一小块土地，每日在地里耕种蔬菜来弥补家用之不足，这样的感受一定时时出现在他的心头。本世纪三十年代，邓小平在同一个省份里也曾遭遇过艰难的岁月，这种艰难乃是由于蒋介石的攻击造成的。那时候，他曾经主张红军建立自己的生产地位，不过，那是一个出自领导者头脑的战略考虑，全然不同于这种发自本能的切肤之痛。中国的老百姓自古将朝廷命官称为“父母官”，一个具有责任感的官员，应该在自己任中使百姓在丰年得以足衣食，灾年不至饿死道旁。总而言之，物质乃是治国的第一要旨。至于意识形态，例如政治运动之得失，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利弊，毛泽东思想之功过，自然也很重要，但人只有吃饱了饭才会有工夫来讨论这些。或者反过来说，如果这些是非之争不能给人们以更多的物质利益，反而令人民越发贫穷，则意识形态的教义即使再崇高，领袖的思想即使再辉煌，仍不免是空中楼阁，终有倾覆的一天。

考虑到这些基本的道理，邓小平为他的时代讲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来，这句话演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我国人所尽知。这一方针如果有可能更明白地加以解释，也就是“经济建设为纲”。这里面的价值以及其间埋藏的种种冲突，人们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地意识到。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官复原职已一年五个月。华国锋发表了他的检讨，而邓小平发表的却是新时代的宣言。其沉浮逆转之势已然铸成。不过，仅仅如此难道就具备了开创新世纪的条件？就可以成为领袖？四十五年前被王明打倒的时候，十年前被毛泽东打倒的时候，他对这些问题都曾发生过疑问。今天的邓小平对这一切已成竹在胸，我们的国家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但是权力的展开需有精神上的支柱。毛泽东的时代是理论层出不尽的时代，邓小平又将以何种理论来支撑他的时代？

邓深思熟虑地提出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理论。这个思想原本是由毛泽东阐述出来的。三十年代，毛泽东曾经以此作为对抗共产党内部教条主义统治的武器，大获全胜。现在，邓小平接过这个理论，来对付重新居有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哲学力量。毛泽东仍然是导师，可是毛泽东的错误理论绝对不能再拿来指导新的时代。这是一种技巧极高的策略。从表面上看，这一点与邓小平本人的重新掌权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打倒邓的主意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那时毛还活着，神志清楚，显非“四人帮”的矫诏。所以邓小平在还没有复出之时谈到“两个凡是”，只是提到它关系着自己能不能平反的问题。现在，1978年12月13日，这个问题就已经不仅仅关系他本人的命运了。他说：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3页。）换句话来说，开创邓小平的时代与打破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能分离。几年之后，邓小平开始考虑以某种方式来评价毛泽东。他说，毛主席的思想是集体的智慧。这是一点也不假的。从现在起，邓就在毛的真理中加进了自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