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胆大妄为的人，那时候还不多，但毕竟已出来好几个。以中国乡间的传统，这种具有反叛意识的人通常有极为强烈的号召力，其一呼百应的力量，甚至远胜于政府的官员。但是，还有更大的危险，一些本来对于人民公社制度最忠贞不二的党的官员，这时候居然也露出离心离德的倾向。钟永棠的上级把他派到甘肃省武都地区去当党的书记，本是指示他把那里的人民公社搞得更加生机勃勃，可是他在那里竟说“人民公社是战略性的失策”，“集体经济是有集体没经济”，还说不让社员“包”的人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自己吃饱喝足，坐在大沙发上空喊高调不腰疼。他们只知道一个社会主义，离开人民太远太远了”。他认定“迟早要冲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钟永棠说的一点也不错，不过这样一来，就昭示了他公然反叛人民公社的立场，甚至让人怀疑他是否是一个共产党员。陈庭元与他明显地沆瀣一气，可是却不肯这样明目张胆地与人民公社分道扬镳，他的方针是悄悄干，做一点算一点，而且每干一点都要取得上级的支持，因为他确有一把最好的“保护伞”，这就是万里。1978年的这个时候，他领导的凤阳县委已经连续开了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并且决定在“三级所有”之下再来一个第四级，也就是把每个生产队分成若干小组，以组为基本的生产组织。他报告他的上级，那些官员中间立即引起了分裂。人家说他搞了一个“四级所有”，此风若不刹住，势必导致人民公社的解体。他什么也不说，转身去找省委书记万里，他心里一定知道万里会说什么。他果然如愿以偿。万里说：“四级核算有什么了不起，增产了，五级也行。”然后他就在县里理直气壮起来，到处说：“四级有什么了不起？增产了，五级也行。”

果如反对者所料，陈庭元搞他的“四级”的时候，就有人在打“五级”的主意了，而且竟然是在一个有着十万社员和十五万亩土地的范围里，明目张胆地干起来。这在当时真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它发生在安徽省肥西县的山南区。1978年秋，川南大旱，秋粮无法下种。这时候，城里人在辩论真理，但农民的真理就是如何把粮食种下去。结果“包产到户”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家分得一块田，自种自管，来年收获季节算账，多收多得，少收少得。总计一千零六个生产队中，有七百七十七个如此分散开来，余者为人民公社阵营中的立场坚定者。这样一来，在分散了的那些土地上，庄稼不仅全都种下，而且后来还长得挺好。可是在人民公社堡垒里面的那些土地上，要么是把庄稼种下去了却长不出来，要么是根本就没有种。到了秋季，这个地方已经有八万农民公开要求“包产到户”。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居然完全被隔绝起来，不为北京所知，这件事情可以证明，党的中央政府的力量虽然庞大而坚实，但在成千上万的农民中间仍然难以解决鞭长莫及的问题。直到几年以后，国务院里一位研究农村改革的专家陆学艺考证说，山南是实行“包产到户”最早的地方。就时间看，它的确早于小岗，不过，由制度的演变来看，山南的“包产到户”却不如小岗来得彻底。它使得社员的劳动与其收获的多寡有可能更紧地联系在一起，但并不排除生产队掌握最终分配产品的权力。也就是说，社员仍须将自己的全部所得交给生产队，再由队长根据其数量的多少，取出相应的部分给与社员。小岗则是把分配的权力也交由社员掌握，农民只要按照规定交足了集体的部分，剩下的便全归自己。小岗的社员说是“一年早知道”，也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包干到户”。这办法显然不仅仅具有更大的物质刺激作用，而且涉及到权利的分散。农民如果全都掌握了自己的劳动所得以至劳动本身，人民公社又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