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1978年的这个冬季里，农业方针的变化在可以操作的步骤上还是含混的，新的决定中仍然带着历史的惯性：不许包产到户，生产队的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粮食关系到备战备荒之宏旨，所以一定要抓得很紧，普及大寨县和执行党的政策是一回事，农业机械化仍然是农村的首要目标……这一切令人感到既定方针的不可动摇。但是，人们仍然把它视为新时代的起点。后来十几年中，无论赞成还是批评邓小平方针的人，对这个起点的界定倒是一点也不怀疑。看来，在新时代的起点上，邓小平给予农民的最大好处并不在于技术细节，而在于思想观念。农民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懂得了把“白猫、黑猫”的理论用以对付阻碍他们行动的教条主义官员。所以虽有“不许包产到户”的禁令，但是那些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都一律从文件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他们需要的鼓励。“三中全会的精神，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可以！可以！也可以！”安徽省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对访问他的一位记者说道。事实的确如此，农民从这个历史性会议上面得到的全部实惠，就是“可以”二字。后来几年的事态发展证明，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足够。

然而有一个重要决定的获得通过，在这个会议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这就是部分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按照中央委员会批准的文件，到来年夏季粮食上市时，将把国家收购价格提高百分之二十。还许诺将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和林产品的收购价格也作出相应的提高。这一决定的正式通过还要等到1979年的秋季，但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行动实际上自春天就已经开始。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依据中共中央决定中的这一条款，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将提价的时间表由夏季提前至3月。这中间一部分的原因是要将提高价格的行动赶在春耕之前，似提高公社社员的耕作热情以及全年的收成；另一部分的原因是这一项方针本身没有引起任何异议，所以可以畅通无阻。不过，价格的提高由于各地的自行其事，而令最后的统计发生分歧。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叫做《新时期专题纪事》书里说，这一次提高价格的幅度平均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二，第一批受惠的农产品计有十八种，果真如此，则超过了中央1978年12月会议所认可的幅度。不过，大约十年以后，农业部和统计局联合起来对这时的提价之举作了更详细的调查。结论是提高价格的幅度大体为百分之十八。这一项调查还开列了主要产品的提价幅度：

粮食，百分之二十。油料，百分之二十三。棉花，百分之十五。甘蔗，百分之二十。甜菜，百分之二十五。大麻，百分之二十点三。柑桔，百分之二十六点三。蚕茧，百分之二十点三。蜂蜜，百分之八点二。

猪的运气比蜜蜂和蚕好些，一头一百公斤的毛猪原来只能卖九十八元九角二分，现在则可卖到一百二十五元零六分。

母鸡则更加幸运，因为鸡蛋的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最有福气的是羊和牛。羊肉价格提高了至少百分之三十五，而羊绒则提价百分之四十五点一；牛肉的提价幅度高居榜首，为百分之六十。

上一次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为1962年。所以今天乡下二十来岁的青年，根本就不会知道还有提价这回事，尤其不会知道他们手里的东西原来能值更多的钱。二百多官员在一天里一举手，八亿公社社员的收入就在这一年里大约增加了一百零八亿元。当时农产品的出卖所得在他们的全部收入中占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份额，此中又有大约百分之七十出自粮食。这就可以想见，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方针，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利益上均给予农民极大的震动。因为他们迄今为止所接受的全部教育，都是告诉他们如何压制自己内心深处的发财梦想，以及如何为国家作出贡献。他们在人民公社二十多年所做的一切，都具有爱国的性质，诸如“爱国粮”、“爱国棉”、“爱国猪”、“爱国菜”云云。现在所发生的事情，等于是公开承认他们的产品与金钱的直接关联。这就牵涉到当时农村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农民的劳动是为了意识形态的净化，还是为了物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