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就转道上海，找到了党中央。

11月，党中央委派刘伯承、吴玉章等人一起，从上海登上苏联船只到莫斯科参加学习，以迎接新的革命任务。

刘伯承认为“南昌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在历史上的第一页。”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每年8月1日为红军建军节。

刘伯承以这支光荣军队的缔造者之一载入了史册。

教训胜万金南昌暴动失败后，刘伯承凭回忆写下了记述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南昌暴动始末记》，他的意图是“供我们的党在失败中研求教训之材料”。

吴玉章也写了一本《八一革命》(1928年5月30日)，对事件作了全面的政治分析和理论探讨，自我批评精神诚挚，他说明“书中关于军事部分大部取材于刘伯承同志的报告”，可见刘伯承这份报告书的重要性。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检验，《南昌暴动始末记》(以下称《始末记》)至今仍然是一篇学习中共党史、了解刘伯承兵学的重要文献。

《始末记》是向党组织的一份报告。

其目的是“以作此后革命进行之取鉴”。

刘伯承是南昌起义“负责军事责任的一人”，可是他的这份报告并不是纯军事性质的报告。

“军事是根据政治决定的”，他对起义作了全面的研求，因而《始末记》所提出的问题和教训都是关系到我们党如何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基本问题。

所谓“取鉴”，就是为“此后革命”作镜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一样，《始末记》首先对起义前的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做了分析。

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等对土地革命摇摆不定。

这些人的叛离革命队伍仅是“时间问题”，对此，我们却无准备。

同时，由于“对张发奎(拥有1万人的兵力)犹未绝望，以为可以使之左倾，同到广东，”当中共意识到汪精卫在九江拉拢了张发奎敌视我们之后，才决定“单独打到广东去。”

对同盟者的动摇和叛变，不能及时觉察，没有事先防范，缺乏足够的警惕，在无准备的状况下，从政治上决定“由东江取广州”的战略部署。

在这里，他很明确地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同盟者的问题，也就是在联盟中如何进行又联合又斗争的问题。

这是关系到胜败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1927年冬，他就能够有如此高明的、正确的见解，这是很了不起的。

刘伯承善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鉴”。

在坚持华北敌后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师长和邓小平任政委的一二九师处于敌顽夹击之中，他们在前门有虎、后门有狼的险境中，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在斗争中不断地取得了胜利，就是很好的证明。

此外，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1946年9月，他为晋冀鲁豫军区的《人民的军队》报所写的发刊词中，特别强调了“必须进一步地同人民结合，克服某些幻想、松懈、麻木和骄傲的有害思想”，并还要防止我国反动派反民主力量“使用各种手段(不只是单一武装袭击)阴谋破坏和平民主事业。”

上述引文括号中的九个字，是文章已经排出清样时，刘伯承加上去的。

“不只是单一的武装袭击”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对蒋介石集团的阶级本质有透彻的认识，他善于通过各种方式唤起全军提高警惕，以迎击反动派对我突然袭击。

由于我军有了足够的准备，在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突然大规模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时，我晋冀鲁豫野战军能立即投入战斗。

他对农民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这体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重要原则。

当时“江西农运均属不好”加上“提出没收地主二百亩以上之土地的口号(后来到东江有个农民听着这个口号就说，这是耕者无其田的口号)”这种“畏缩右倾的土地口号”正如周恩来(在1957年)所指出的，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是由于“没有能够坚持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线而采取单纯军事向南挺进的军事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