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非常看重农民的力量，以此作为敌我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来计算。

当时我方“仅二万零五百之兵力，而暴动于环敌十万之中，在通常革命军自然较政府军的兵力小，但是群众趋于革命之结合的多，今革命群众之结合亦属少数。”

这里所说的亦属少数能结合的革命群众就是农民。

“估量东江农民力量满能积极地阻扰敌人，牵制其若干兵力，这是失之过大”，这是“我们的错误”。

革命军必须与农民群众相结合，革命军的胜败取决于能否与广大群众的结合，这是人民战争的思想，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核心。

他在人民战争的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

关于军民结合，后来在他的著述中经常指出军队与人民群众是血肉结合的关系。

1942年12月6日，他写的座右铭就是“勉作布尔塞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在敌后抗战中，他提出“组织对敌全力斗争，以政治进攻为主，以武装斗争为骨干，反对单凭军队打天下。”

他非常善于把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反对以正规军吞并游击队，并称之为：这是军队“裸体跳舞”。

他热心于精兵简政，以减轻农民负担(包括支差在内)，创造条件开展劳(动)武(装)结合的民兵游击战，实现对敌全力战争。

刘伯承关心农民问题，在这一方面，他的论述有独到的见解，而且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例如1947年5月，我军将要执行“把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准备向大别山战略跃进之前，他从冀鲁豫前线回到武安县的陶冶，在晋冀鲁豫边区级干部会议作《关于自卫战争十个月以来形势的报告》，讲到敌我双方兵源时，指出：“翻身农民十多万到前线，带领这样的战士不打胜仗的话，真是惭愧!国民党要抓一百二十万兵，才能得到六十万。

兵是不易找到的。

拿破仑的成功就在‘血汗上税’。

其失败也在于此。

二十年才能长成一个人，要爱惜人力!”《始末记》全篇贯串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兵学思想：弱能胜强，小能胜大。

这个思想不但是刘伯承兵学的中心课题，而且也是我国人民军队发展的历史规律。

南昌起义虽然对敌人力量的估量有“失之于小”的错误，但是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根本上绝对的无胜利之可能，失败是必然的么?”

他自己的回答是肯定的：“不是的。

或是根本上有相当胜利之可能。”

当然，“暴动的胜利，自然不敢说是绝对的，但我们如善于利用反革命营垒中的利害冲突，而又施以精敏正确的行动，诚有相当胜利的可能。”

刘伯承指出：“因我们在行动上犯了错误才至于失败。”

这含义很清楚，指的是：即使在强敌之前，如果指导思想正确，能从实际情况出发，胜利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党在幼年期遭受了挫折，能从中吸取教益的本身，这也是非常宝贵的收获，失败是成功之母。

他指出了“行动的错误”一共是八条，如果归纳成一点就是党的领导问题，党的正确领导是关键。

后来，周恩来认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