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红军指战员的奋战，虽然也取得了诸如洵口战斗歼敌一个师那样的胜利，但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严重的形势。

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集中11个师的兵力，沿抚河两岸向广昌进攻。

李德等人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减员很大的情况，调集主力九个师保卫广昌。

红军经18天苦战，虽给敌军以重大杀伤，但广昌最终失守。

红军辗转战斗在堡垒之间，粮食、弹药等物资紧缺，部队思想也出现混乱。

对此，刘伯承十分气愤，他再次找到李德，提出必须改变这种“分兵把口”、“全线抵御”的战略。

否则我们将会成为千古罪人。

李德非但不听劝告，而且当面训斥道：“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

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怕双方争吵起来，故意错译为：“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

刘伯承苦笑说：“你是个好人啊!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

又有一天，李德去参谋总部路上，见到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饭，一脚飞起踢翻饭锅，刘伯承见此怒不可遏，这明明是欺负中国人，他用俄语说：“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

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李德悻然而去，向中央局书记博古告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这样的总参谋长妨碍他的工作。

博古找刘伯承谈话，把他调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

为正确的军事路线而受打击的刘伯承，在红五军团的岗位上，仍旧刻苦自励，认真工作。

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都非常尊重他，遇到问题常向刘伯承请教。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继续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

这时，博古等在战争指导上由单纯防御的军事保守主义变为逃跑主义，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

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000人，开始长征。

刘伯承所在的红五军团担负全军的后卫掩护任务，命令传到后，董振堂、李卓然立即把转移命令告诉了他。

刘伯承叹道：“失败，这是早就预料到了的。

按目前的形势也必须要转移，但不知道中央对于转移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和部署?”

董振堂直话直说：“军委的命令很简单，也比较含糊，只说了我们军团的后卫任务问题，对整个转移的目的、任务没讲。”

李卓然补充说：“中央的决定可能与目前的严重敌情有关，有些具体问题，恐怕还没有来得及做进一步研究。”

刘伯承在困难时刻，毫不悲观，“不管前一段情况如何，现在马上转移出去是必要的，因为许多时机已经错过，改变打法恐怕也不行了。

现在我们转移到外线去，最起码把敌人调动开，发挥我之优势。”

他认为董、李军团首长要召开干部大会解决思想问题是一个很切实际的措施。

董、李对干部传达军委转移命令，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才将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

刘伯承在董、李的支持下，告诉大家：同志们对一年来的作战有意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实战证明我们红军确实失利了。

认为我们没失利，那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但是如果说我们红军完全失败了、不行了，那也是不对的，那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他向大家提出希望：我们党还在，红军还在。

目前我们的转移，在一定意义上说，应该算是认识错误的第一步。

他受贬而仍以革命大局为重，维护党的团结，坚决执行任务，这种高尚品质，使许多人深受感动。

人们也知道，五个月前，刘伯承在《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中，把机动战的原则和具体实施方案都作了详尽的阐述，要求游击队首长“必须是政治坚定，行动机警而熟于游击战术的人”，“要抓住主动权，机警地进行警戒、出敌意外、要‘游’要‘击’的游击战术，千万不可老是一条路和呆停一地，给敌人以伏击和袭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