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400字，他指出了两个误解。

他在这篇《前言》最后说：“还望同志们参照我们的实际情况去灵活运用。”

刘伯承常爱讲“不可五个手指按五个跳蚤”，意指应该集中兵力于敌人的弱点。

他反对“牛抵角战术”，很明显是在倡导机动战。

的的确确，刘伯承为了使机动战思想普及，他做了不少有效的工作。

刘伯承关心红军建设，为了体现这支人民军队的本质，他纠正旧式军队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的称呼。

从贯彻官兵平等的原则精神出发，把军官改叫指挥员，士兵改叫战斗员，传令兵改叫通信员，伙夫改叫炊事员，马夫改叫饲养员，挑夫改叫运输员。

当时营级政治工作干部没有恰当的称呼，刘伯承建议以“政治教导员”命名，这样可同连政治指导员相联结，原红九军团政治委员蔡树藩，在庆贺刘伯承50岁寿辰一文中说：刘伯承当年的这件事，给他留下了莫大的好感。

刘伯承首订职务新称呼一直传到今天，足见他为军队建设办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值得怀念。

同李德抗争经过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扩大到8万余人，赤卫队等民兵武装也有很大发展。

而国民党方面，在1933年5月开始，又策划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直接指挥这次大规模(调集了67个师又9个旅)的“围剿”，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压缩革命根据地，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求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

但是中共临时中央不做反“围剿”的准备，却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在闽西北和抚河、赣江之间地区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

由此加重了局势的危险性。

9月25日，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此时，受共产国际委派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已经来到中央苏区。

临时中央把军事指挥大权几乎完全交给了这位德国军事专家。

军委集体领导的好制度被取消了。

李德不懂得中国国情，也不想了解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他攻击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游击主义”、“逃跑主义”。

10月中旬，在李德的住处，召开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

周恩来和朱德上前线指挥作战，没有参加会议。

毛泽东和刘伯承再三说明：当前敌人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企图以持久战和堡垒战来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以达到最后消灭红军的目的。

针对这个严峻的现实，应该采取我们一贯的游击运动战的战术。

硬碰硬，非要吃大亏不可。

但是，博古(秦邦宪)和李德等人坚持认为：我们现在一定要摆脱过时的老一套，重新推行一套“新原则”，还说：“‘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

他们主张要分兵把守根据地大门，要坚决“御敌于国门之外”、“绝不丧失一寸土地”，李德甚至提出：我们不要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要敢于和敌人打阵地战，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

不幸，李德的主张被临时中央所采纳。

在实战中，红军战士和群众英勇奋战，损失惨重。

可是重大牺牲并没有阻止住敌人，根据地一天天缩小，部队一天天减员。

刘伯承找到李德，要求立即改变作战方针，他严肃地指出：如果我们不停止目前这种消耗的战术，不立即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那我们的根据地将会丢掉，我们的红军将会拼光!李德非但听不进去，反而对刘伯承产生不满情绪，他多次向博古建议，应该撤掉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

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之久，红军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