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是华北敌后抗战最艰苦的一年，八路军一二九师(兼太行军区)在坚持太行山区各项斗争中取得了“苦战破铁壁”(陈毅诗)的胜利，使日本侵略军以摧毁抗战军民的生存条件为目标的战略彻底破产。

这一年，刘伯承师长(兼太行军区司令员)的军事学术成果极为丰富，并且在实战考验中得到检验，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果。

在《刘伯承军事文选》(收集了从1926年到1963年共37年的论著)一书中，1942年的文章就占了1/7，这些论著一方面总结了我国人民革命战争的经验，指导了当时的斗争；另一方面对未来战争亦有理论上的启发和引导作用。

“每次战斗后必做军事与政治总结制度”，这是一二九师抗日出征以来，由刘伯承师长亲自规定的。

在战斗最频繁的1942年中，刘伯承本人对这一规定执行得最为精心、也最为认真。

因为这个措施对“本师的战斗技术与政治思想工作，从实战经验与战术理论联系上，得到相当的进步。”

“特别是指挥员自己的实战作业，在战斗胜负上给了事实的答案，经过一番复审，必然取得战术的进步。”

备战很充分从1941年开始，刘伯承就反复地、充分地对部队进行反“扫荡”的战备教育，唤起干部要足够地认识“敌人常集结最大兵力‘扫荡’一个区域”，时间要“连续一月甚至两月之久”，这种毁灭性“扫荡”是要“彻底摧毁抗战的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寻找与消灭我有生力量。

”他甚至设想到一旦敌人使用“空军着落队”(即空降兵)，我军就要“特别抓紧其降落混乱之弱点，给以消灭的打击。”

他从来反对公式主义，不能用老眼光看待对手，要各级首长“随时注意研究敌人在‘扫荡’中使用新的兵器、战术……一切新的办法。”

1941年，刘伯承军事思想的主线仍然是敌进我进。

他认为一二九师“抗战开始就敌进我进”，其“基本问题，就是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而关键仍然是创建、加强和发展游击集团。

关于游击集团，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论著中，刘伯承就曾多次论及。

1940年9月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总结中，刘伯承还是非常关心游击集团问题，他把军区建设作为一个专题指出：“在一九三七年太原失守前，我们已经提出了军区建设口号。”

他清醒地认为百团大战的经验告诉我们：“以后对参战的民众，应将精干的自卫队留在家里，保卫地方，使一般自卫队参加战斗。”

1941年初，刘伯承“献给太行军区扩大会议”的“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和作战问题”的方针性文章中，把“游击集团的发展”作为十个战术问题的第一个是要“引起军区同志的创造性地发扬优良的战术。”

正因为如此，除了《关于强化游击集团的命令》(1941年5月24日)、《组织游击集团的要诀》(1941年6月16日)等专门性质的论著之外，刘伯承全年报告、文章和讲话，都着力于倡导游击集团的展望、作用以及加强的具体方法，甚至在《庆祝抗大五周年》的文章中，刘伯承也主张以此作为主要课程。

在抗战经验总结中，刘伯承认为只有由正规军、游击队、民兵三者组成的游击集团“才能进行有力的、扭住敌人的游击战争。”

针对“敌人出动兵力一大，接济必难，‘扫荡’次数必稀，据点间隙必宽”的特点，刘伯承提出了游击集团十六字的战术要诀，这就是：“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

为此，刘伯承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

据资料记载，1941年是一二九师(兼太行军区)教育办得最多、范围也最为广泛的一年。

除继续加强原来的师、旅干部轮训之外，还办有参谋训练队，以及射击、刺杀、掷弹筒等短训队。

为了造就民兵骨干，还在抗大六分校增设了地方干部队(两个连)，在短期训练班毕业的民兵干部5038人(太行区民兵当年的统计是41602人)，使1/10的民兵受到了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