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主张“不要把正规军的那套办法，呆板地运用到民兵中去。

”如像训练使用地雷一项，师部就派出六个地雷组，对1200名民兵因地施教。

“三一八”、“九一八”两次民兵检阅大会，每次都有上万名民兵参加，一二九师1941年军事工作总结报告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会上的各种竞赛极为生动，成为教育民兵的最好方式。”

跳出合击圈1942年，日本侵略军实行其所谓“驻山西日军总进攻”，春、夏、秋三次大规模对太行区的“扫荡”，其目的是反复奔袭我军的统帅机关，摧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

在夏季“扫荡”时，敌军集中兵力25万人，其中除了经常同我军交手的第三十六师团(白晋线)、第四混成旅团(正太线)、第一五九联队(高邑、沙河)等部之外，敌人还从平汉线调来了一一师团，从道清线调来了第三十五师团。

这是敌军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交战长达55天之久。

其余两次敌人出动的兵力是15万人和16万人，交战时间是31天和22天。

这就是说太行区这一年有108天在进行大规模的反“扫荡”作战。

要战胜如此强大而又非常狡猾的敌人，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刘伯承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中，不断提出有效的对策，使太行区的对敌斗争摆脱困境，为日后的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军不但凭借其优势的兵力和装备，而且不断地变换战术，“它融合‘九一八’以来与我斗争的经验”，“特别在‘七七’事变后与我八路军战斗的失败中积蓄了许多经验。

它现在所采用的就是它在12年侵华战史中的战术选集。”

敌人甚至采用了刘伯承的游击集团战术，用来同刘伯承指挥的游击集团较量。

刘伯承的军事思想中很突出的一点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从实战出发，它认为“必须抓紧新的具体情况进行之，不可演出公式主义。”

他剖析敌军是“以正规军作游击战，所以它富于协同性的规律性，”但这种“限时限地的进退，战斗分界线的严格划分，束缚了各路的机动。”

同时敌人是异族的侵略战争，这是它致命的弱点。

我军则完全相反，“一切都是没有规律的行动，使敌人无从侦察捕捉”，都是违反敌人假定的规律，“神出鬼没，不入圈套，不碰硬壁。”

我方进行的是全面游击战争，是军民血肉结合的全力战。

敌我双方都从土地革命战争中不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经验。

敌人依托“囚笼”政策来进行所谓“总力战”，这是日军“发扬了塞克特(德国陆军参谋长，曾为蒋介石军事顾问团团长)布置在江西的碉堡政策，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

刘伯承的游击集团是发展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游击战争，要使我军“能在反‘扫荡’中转成主动，”他在《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一文中，总结了苏区游击战争的经验，“力争战争的主动权，即攻势防御，承认敌对我是大‘围剿’，但是战役上我对敌是小围剿，或者是大‘换防’，跳出外线作战。”

因此，在反“扫荡”的全过程(一、反合围，二、反抉剔，三、追击)中保障我军指挥部不中断指挥，就成为十分重要的任务了。

师部成为敌军合围的主要目标。

要掌握指挥上的主动，首先就得使处于重兵急袭的师部摆脱险境，适时地跳出敌军还未构成的合击圈(即利害变换线)。

合击与跳出合击，就成了敌我双方较量的焦点。

应该正视事实，当时要挫败敌军合击计划是一件至为艰难的事，敌军不但兵力强大，战术大有改进，而且一年前晋升为大将的敌军指挥官冈村宁次“长于政治阴谋，尤长于招摇撞骗，散布恐日病菌，以期灭亡人心，来配合军事‘扫荡’”。

日军的准备工作非常充分，甚至把我八路军总部首长和一二九师师部首长的肖像印成小册子，让士兵随身携带，便于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