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上主要争论的几点：“第一，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兵力50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顾问帮助蒋介石。

大家认为是个原因，但不是主因：第一次反‘围剿’敌兵10万，我兵不足4万，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敌兵20万，我兵仍不足4万，是5∶1；第三次反‘围剿’敌兵30万，我兵3万多，是10∶1；第四次反‘围剿’敌兵30余万，我兵4万多，是8∶1；第五次反‘围剿’敌兵50万，我兵4万多(未计地方武装)，也是10∶1。

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和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

敌人内部发生矛盾，都靠近苏区。

一至四次反‘围剿’时，则无此有利条件。

第二，博古认为失败原因在于苏区物质条件不好。

大家不同意，因为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红军扩大了(10万)，红军财政和粮食等其他物资需要都基本解决了。

第三，博古强调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薄弱，游击战薄弱，各区呼应配合不够紧密。

大家承认这是个原因，但仍不是主要原因。

因为一至四次反‘围剿’时，苏区也是被割裂的，苏区范围更小，瓦解白军工作也有一定的限度。

第四，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发言，他对三次‘左’倾战略战术上的批判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三次‘左’倾负责人之一的洛甫同志支持了毛主席的意见。

这些意见概要如下：1三次‘左’倾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

敌人采取堡垒主义是企图避免和我们打运动战，迫使我们进行阵地战，即避开红军的长处和他们自己的短处，三次‘左’倾采取堡垒主义就中了敌人计策。

粉碎堡垒主义的打法是运动战。

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运动战是不对的。

在敌人这方面说，到处筑堡必然分散兵力(1934年1月不完全的统计，敌堡垒2900多个)，为了找我作战，它不能总呆在碉堡内不出来，不向我前进。

另外，敌人总还不能在全国到处筑碉堡来限制我们活动。

堡垒主义必然是敌人大大分兵，它终究还是要出来找我们打仗，就有在运动中挨打的可能。

在我们这方面来说，就是在敌人堡垒线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打游击战，袭击他，扰乱他，牵制他，迷惑他，以配合红军作战。

红军或在堡垒线内，待敌前进时在运动中消灭他，或转到堡垒线外广大无堡垒的地带活动，调动敌人，迫使敌人不得不出来和我们打运动战。

就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运动战的机会也是很多的，如洵口、团村、将军殿、建宁、湖坊、温坊各战役，特别十九路军事变时，机会更多。

在第三次反‘围剿’时，敌人占领了全部苏区，虽无堡垒，工事还是有的。

红军在苏区内活动有困难，是跳到敌包围后面打掉敌人两个师，把敌人都引到东面，红军再转到西面休整，以逸待劳，准备再战。

可见，三次‘左’倾是对堡垒与堡垒主义的恐慌和投降。

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估计过高，对自己运动战估计不足，产生战术致胜论。

博古、李德认为堡垒主义已不可能像一至四次反‘围剿’时采用运动战那样，可以一次歼敌几个师团。

因此认为只能依靠战术的胜利，只能靠不断地突击来不断地消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积少成多，变成战役的胜利，以逐步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的变化。

这是‘短促突击’的由来。

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