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像从解放战争初期一直到淮海战役同刘邓部队作战的国民党嫡系主力十二兵团十八军副军长王元直在日记里是这样写道：“我军指挥官能力低劣，实非陈毅与刘伯承可比。”

“堡子口之役，共军向西北撤退，而我向东南追击；前小茴店之役，共军分向西北与东北撤退，而我向西南追击。

高级指挥官指挥之妙，令人莫测高深。

如此昏庸，安得为刘伯承之对手哉!”“‘攻其所必趋，趋其所必救’，使国军处处被动，追随敌人，刘伯承之运用，深合《孙子兵法》。

有人谓刘伯承指挥国防部，信然不谬!”“阅奸匪《重要文件汇编》，觉刘伯承之学识、见解俱高，无怪乎以劣势装备，而迭次挫折我国军也。

反观我国军将领之肯研究学术者，能有几人?稍有一二有名之士，亦教条主义者而已。”

“再阅刘伯承重校《合同战术》上部的《前言》，深觉其见解高明，非时下将领所可比拟。

”“前读刘伯承重校《合同战术》序文，觉国军高级将领中，其才识无有能超过刘伯承者。

基此而论，国军之指挥，又安能胜过共军?”

这说明了刘伯承在作战上和军事学术上都战胜了敌人，当然作战和学术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整体，两者相互联系，就是刘伯承理论联系实际的实现，也是他反对的“瞎实际”和“空理论”所创造的成果。

温故而创新纪念遵义会议胜利召开50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遵义会议文献》(1985年1月)一书。

其中收录了刘伯承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提纲节录)。

五次反“围剿”时期，由于反对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刘伯承被免去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重新当上总参谋长的他参加了遵义会议。

由经历了一下一上的直接体验的刘伯承来写这一份历史事件的实况，那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这篇文章对遵义会议关于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进行了如实的评价，他又为党史军史完成了一桩重要工程。

刘伯承指出：“从宁都会议(1932年10月)到遵义会议，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者(以下简称三次‘左’倾)排除了毛主席的领导两年零三个月之久。

在这段时间内，三次‘左’倾完全推翻了毛主席的做法，推行以公式教条为特征的做法。

第一，在苏区执行反富农的土地政策。

第二，在经济非常落后的地区，推行城市搞工会经济斗争的一套做法(八小时工作制、例假、增薪、双薪等)。

第三，从‘九一八’日寇占满洲起，中日民族矛盾在迅速上升，反动营垒内部和各中间派中有人要求抗日，组织国防政府。

此时三次‘左’倾不知利用，仍认为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

第四，三次‘左’倾把苏维埃共和国当成一个大国，盲目扩大自己的力量，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两条道路的决战。

提出‘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

第五，在军事方面，三次‘左’倾也采取了完全和毛主席军事思想相反的一套做法……这些做法导致反五次‘围剿’的失败，不得不长征。

长征开始又是退却逃跑，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使党遭受危机。

大家要开会解决三次‘左’倾的领导问题，总结经验，这是遵义会议的由来。”

刘伯承关于两条军事路线的交锋作了翔实的反映：“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代表中央作主要报告，军委负责人作了副报告。

博古的报告遭到大家反对，认为基本不正确，并展开了争论。

最后博古承认了自己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政治局对此作了决议。

大多数人此时还不了解政治路线的错误。

当时形势很紧张，这个问题也就暂时放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