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1939年3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常常想到许多亲戚朋友同学，认得的，耳闻的许多、许多都到南方去了，有的告诉我南方生活之奇事与困难，一路上之苦况，而我必心中立刻羡慕他们，钦佩他们的勇敢，而自惭自己不能去南方。

所谓南方就是当时的抗日大后方，包括重庆和昆明。北平有志青年都一个个跑到南方去了，说明当时的老百姓抗日情绪的高涨及作者因家庭拖累而不能施其抱负的苦闷心境。

1940年11月30日写道：

总观近来在“以文会友”栏中所见之文章，于“自序”“与友人书”二题目中看来，大多数皆系受此次事变（指“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影响，家中受打击，因之高中毕业不能升学，或因其他种种原因停学二三年后上学，但受战争而中止，因事变关系，家人、兄弟、好友相离散，南北相隔，不能相见。回思往事，不禁依恋，向往之至。可见此次事变中国物质上之损失以外，精神上的损失不可胜计，不知此次断送了、堕落了、成就了、落魄了多少中国有为的青年！思之惘然！

1941年1月5日的日记记载：

日前因西皇城根有二日本兵及一日中佐白昼被暴汉阻击打死，传为骑一无车捐之自行车人，于是一时查车捐特别紧。

1943年10月10日又写道：

今天又逢双十佳节，在此环境下又是什么心情！想想大好河山，如今如此破碎，不知何时方能收拾清楚，国土破碎，同胞受苦，不知何时方能恢复原来面目。这个可怜的古老的国家，这些可怜受罪的人们，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享到普天同庆的快乐！

这些都是日记中记叙确凿的情形。作为一名在校学生，作者的个人经历无非是在学校的学习，家庭生活和爱情经历，但是其与同学、家人、邻里之间发生的种种纠纷，与社会各层人士的往来，及其爱情心路历程，无不反映了在日伪统治时期北平老百姓日常生活、社会心理、风土人情等等。同时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沦陷区人民对日寇侵略兽行的愤懑仇恨和北平爱国青年日日高涨的抗日排倭情绪。

从他父亲病危去世，到大家庭解体，家道衰落，作者不得不承担料理一家的生活重压，因此随着作者人生阅历和社会经历的增加，其对人对事在情感心理上都发生了微妙而深沉的变化，日记也越来越记叙详细，内容也日渐丰富，不但有日常生活记叙，还有对方心理揣摩和自我心理剖析，环境的状写与人物的行为活动和心理变化相映成趣。且看他是如何写自己初恋的心理感受及其与情人相互闹别扭、生烦恼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