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坐在“被告”席上了。

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去向江青汇报。

他们写了材料向毛泽东告状。

毛泽东对事件表了态，接着，就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开始清算“大闹”怀仁堂的人。

没参加16日会的徐向前，也难逃“大闹怀仁堂”的黑名单了。

这就是所谓的“二月逆流”。

疾风知劲草怀仁堂礼堂后侧小会场，变成了批斗“二月逆流”的场所。

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对“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一个个进行批判。

几位元帅和几位副总理轮流检讨、挨批。

因为毛泽东主席发火了，谁还能不认错。

错在哪里呢?大家口服心不服。

有的人给自己扣几顶大帽子，诸如“对抗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革命小将”、“方向路线错误”；有人硬是不认错，反复说明“动机是好的”，效果不好。

徐向前检讨说：“我是想保持军队稳定，所以……”

“军队是你徐向前的吗?”

康生气势汹汹地插进话。

接着连珠炮似的放了一通。

徐向前原无多少话讲。

康生这位“大理论家”一开口，滔滔不绝，倒可以使徐向前闭目养神了。

康生的一套“党内斗争”术，徐向前早在23年前就领教过了。

1943年徐向前任抗大校长，整风审干中康生派了一个工作组，进驻到绥德抗大总校所在地。

工作组根本不把抗大领导和校委会放在眼里，独断专行，发号施令，抓什么“红旗党”，推行“抢救失足者”那一套。

两个多月，把个抗大闹得人心慌乱。

他们搞什么“五分钟劝说”、“即席坦白”、“示范坦白”、“个别谈话”、“集体坦白”、“大会报告”，说什么抓外红内白的“水萝卜”。

大搞“逼、供、信”的结果，抓出所谓的“特务分子”、“嫌疑分子”共602人，占抗大全校排以上干部的572%。

徐向前当时正在延安准备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开始不知道康生派人把抗大闹成这样子，后来知道了，根据毛泽东“纠偏”的指示，给在抗大主持工作的李井泉、何长工写信，通报了延安甄别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搞错了一定要大胆纠正，耐心做好善后工作。

延安整风，康生创造的“抢救失足者”那一套，长久地郁积在徐向前的心中。

从那时起，徐向前对康生搞“左”的一套就有了一定的认识，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的面目又暴露出来。

徐向前如今被推上被告席，检讨、批判他并不紧张。

对康生一伙人的“说理斗争”，每次硬着头皮听。

听完了，会一结束，夹起文件包就走。

对“革命小将”，徐帅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对这些“革命老将”徐帅有时则公开反击几句，不肯让步。

康生、陈伯达一伙“秀才”，在老帅们面前，往往也表现出“有理说不清”。

所以批判会并不激烈，每天半天开会半天休息。

会外却比会内激烈。

社会上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风暴。

机关、学校、军队中到处是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呼叫。

全国遍地一片声讨“二月逆流”。

徐向前被列入“打倒”、“火烧”、“炮轰”之中。

他家门外柳荫街上，几天前是要求接见的人群，如今变成了声讨的队伍。

黄杰和家中的工作人员，都不理解这突变的局势。

黄杰问：“什么叫‘二月逆流’?”

徐向前一笑：“我怎么知道。”

黄杰又问：“全军文革的事你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