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贺龙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进宜昌。

18日，鄂西北军统帅卢金山宣布下台，所属部队向北伐军投诚。

历时10天的宜昌战役胜利结束。

在此次战役中，贺龙的部队英勇顽强，猛打猛冲，以寡敌众，以劣质装备打败了装备精良的敌人，共歼敌2000余人，俘敌数千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以及机枪、迫击炮和大量弹药、装备、辎重和粮秣，取得了重大胜利，得到了北伐军总司令部和前敌总指挥部通电嘉奖：“贵师先克要险名城，严冬从征，各官兵辛苦可知，于党于国俱足称欣，特电祝贺。”

1927年2月上旬，贺龙奉命率部由鄂西移防武汉，执行捍卫革命中心地武汉的任务。

师部驻汉口大智门模范区(原法租界)，部队分驻鄂城、黄冈、阳逻、刘家庙、湛家矶等地。

2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对革命军进行整编。

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一分为二，扩编为第四、第十一军两个军。

其中著名的叶挺独立团扩编为第二十四师。

蒋介石、唐生智的嫡系部队在整编中都大肆扩编，而在北伐中战功卓著的贺龙部队因非嫡系而遭到排斥，在整编时部队被裁减过半。

在鄂西时，贺龙的部队原有5个旅15个团2万余人。

在驻防江口、松滋期间，解散了新收编的两个独立旅。

因此，在进驻武汉时，仍有3个旅9个团，及师直骑兵、炮兵、警卫团等共12个团2万余人。

在整编时，撤销了旅的编制，减掉了7个团，被减剩5个团3个直属营，共1万1千余人。

这样，包括3个旅长、7个团长和许多营连军官在内的大批多年追随贺龙，一起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官兵被编余了。

为此，贺龙不得不把三姐夫、原第一旅旅长谷青云等大批官兵动员回乡；把堂侄、警卫团长贺桂如，第三团团长贺诗伯，好友、第八团团长刘玉珊等一批团、营军官降职使用。

由于第九军番号已被撤销，贺龙的部队被重新授予“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的番号，贺龙任师长。

接着，唐生智又从军饷上卡贺龙。

贺龙部编成独立第十五师后，武汉国民政府应给他们补发6个月的军饷，但唐生智提出：“对与共产党有关系之军队，在饷械两项要格外慎重。”

因此，不兑现国民政府作出的承诺。

由于领不到军饷，贺龙部队有9个月无钱向官兵发饷，以致激起了在第二次北伐战争前的一场闹饷兵变。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代表大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则忧心忡忡，并由忧转为仇恨。

因此，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革命军内部，左右两派明争暗斗，日益尖锐激烈。

在贺龙部队中，也存在着两派：一派以共产党人周逸群为代表，他在部队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已发展了百余名共产党员。

他们思想进步，革命坚决，并得到贺龙的支持。

一派以陈图南为代表，他在部队中安插亲信，结党营私。

他们有师参谋长陈淑元、原第二旅旅长刘燮、四团团长柏文忠和几个营长。

这些人都掌握着部队，只想升官发财，所以对共产党、广大工农革命群众和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以及拥护共产党的贺龙日益不满。

1927年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免除了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组织部长等职，限制总司令的权力。

但蒋介石根本不听这一套，决心同武汉的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他一面向帝国主义求援，一面积极扩充自己实力，同时竭力挖武汉国民政府的墙角，大肆拉拢收买倾向武汉政府的将领和部队。

贺龙也是他拉拢收买的重要目标。

1927年3月初，蒋介石派他的秘书长李仲公和李的亲信杨殷之来到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