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英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很有政治头脑，就给贺龙出点子，说道：“你是搞共产党的，就在你的队伍里发展党团员，很好发挥他们的作用。

过去人家跟你，是想靠你升官发财，即使发不了财，总还有点薪饷。

现在既无薪饷，又升不了官，他们跟你吃苦受累，流血卖命图个啥?你要向大家宣传革命道理，使他们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队伍队伍，就是要‘伍’，否则，还不是五个指头抓豆子，抓一把，手一松，全散掉了。

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好好整顿部队……”

经过两次失败，贺龙的脑子也清醒了些，骄傲、个人英雄主义也减少了。

觉得大姐的话很有道理，对自己很有教益和启发，就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找到一起，同贺英研究整顿队伍问题。

这时，恰好卢冬生从上海带回中共中央给贺龙的指示信和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党的指示，大姐的教诲，使贺龙的头脑豁然开朗。

他首先从整顿部队着手，遣散了一些年大体弱多病和政治上不坚定的人，加强基层领导和严格管理，发展党团组织。

最后全军只剩下91人72条枪，编成9个班。

原来一些特委、县委领导，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时的团长、营长，下去当排长、班长，每个班都有党团员，组织也健全了。

这次整顿共进行了3个月，人虽然大为减少了，但是由既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又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党员、老干部等骨干组成了团结坚强的战斗集体。

这次整顿，是红四军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从此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不断壮大的道路。

不久，湘西前敌委员会改名为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任书记，负责对湘鄂西地区的红军、地方党和革命政权实行一元化领导。

贺龙吸收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避开强敌，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宣恩、咸丰、利川等地活动。

他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瓦解，解决了黑洞的“神兵”，同时派陈协平、汪毅夫等去邬阳关争取陈踪瑜父子的“神兵”，并招收了一批伐木工人，到1928年12月底，队伍扩大到了四百多人，二百多条枪。

1929年1月上旬，占领了鹤峰县城，成立了以陈协平为首的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成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警卫团。

红四军又发展到了一千余人。

中共中央对贺龙回湘西后遭到两次挫折很重视。

1929年春，中央给贺龙写了指示信。

首先对红四军孤军奋战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表示敬意。

同时指出，贺龙在湘西的目标太大，为使红四军减小目标，保存实力，让贺龙离开部队去上海，到中央工作。

贺龙感谢中央对他的关心，但他认为，无论从全局考虑还是从湘鄂边的实际情况出发，他留下来对革命斗争更有利。

因此，贺龙同前委成员商量后，在3月1日给中央复信要求暂不去上海，他指出：当前形势不像中央估计的那么严重，红四军已总结和吸取了过去失败的教训，整顿了部队，又得到了毛泽东、朱德领导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以及中央指示和党的六大精神，有条件和信心同敌人斗争下去。

加之他对湘鄂西地区各方面情况都比较熟悉，如果离开红四军，部队无人负责，局面很可能反而不好。

留下来，目标虽然大一点，个人艰苦和危险一点，但对党和革命斗争有利。

请求中央照准。

3月下旬，贺龙利用敌人的矛盾，采用了各个击破的战术，粉碎了由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王文轩指挥的，集中了鹤峰、五峰、恩施、建始和桑植等5个县团防共三千余人的联合进攻，击毙了王文轩。

贺龙决定乘胜向桑植发展，6月中旬，占领了桑植县城，立即成立苏维埃政府、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开展土地革命，使桑植、鹤峰两县的根据地联成一片，湘鄂西根据地初步形成，红四军也发展到三千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