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肃反”，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对于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的“肃反”，身为中央分局委员、红三军军长的贺龙，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他说：“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肃反不力。

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不能不信。

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

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

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分歧，到了‘肃反’的中期和后期，同夏曦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

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倒不怕，不是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

洪湖苏区丧失后，夏曦带着少数部队突围，1932年10月，在襄北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主力会合。

洪湖苏区的丢失，本来是夏曦推行“左”倾路线造成的。

他非但不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归结为“改组派”捣鬼所致，是由于内部“反对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之党的警觉性异常不够”。

因此，他在同贺龙会合后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进行第二次“肃反”。

部队在向湘鄂边转移途中，一面行军打仗，夏曦一面不停地捕人杀人。

由于贺龙一直反对夏曦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强烈抵制和公开反对继续“肃反”，夏曦恼恨交加，两次企图对贺龙下手。

第一次，夏曦与贺龙会合不久，在王店对贺龙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

你给我写声明书……”

“你有人证物证没有?”

贺龙坦然地问道。

夏曦说：“没有。”

对夏曦这种无凭无据的血口喷人，贺龙极为气愤，因此也非常严肃地对他说：“你也给我写声明书。

民国十二年，我在常德当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份的名片来找我，向我要10万大洋。

我请你吃饭，为你开了旅店，还送给你5万大洋。

虽然你没有给收条，但这是事实。

你杀了这么多同志，你是什么党员?你也给我写声明书!”因为，贺龙见夏曦专横跋扈，独断专行，动辄就给别人扣上“改组派”、“国民党”和“反革命”等等帽子，置人于死地，已忍无可忍，就把他早年参加国民党，而且是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老底抖了出来。

把夏曦说得哑口无言，非常狼狈。

由于贺龙揭了夏曦的老底，因此他对贺龙更为仇恨。

在绕道陕南到竹林关，夏曦命人缴了贺龙、关向应警卫员的枪，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

贺龙火了，找到夏曦质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枪不下?”

说罢，把自己身上的一支白朗宁手枪掏了出来，“叭”的一声拍到桌子上，说道：“我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

这是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

枪上了顶门火了，时刻准备着，……”

两人已陷入了僵局，还是关向应出来给夏曦解了围。

经过两次较量，夏曦深感贺龙一身正气，威武不屈，不好招惹。

到了四川的大巴山，就主动去找贺龙说：“胡子，不要使气嘛!”贺龙说：“使什么气，你就不该这样搞嘛!”因为贺龙是南昌起义军总指挥，是革命的旗帜，在湘鄂西苏区和红军中有崇高的威望，特别是当时红军的处境极为艰险，只有贺龙能带领部队与敌人周旋，挽救危局，夏曦又没有抓到他任何把柄，因此不敢轻举妄动。

贺龙自己虽然身处危境，但仍时刻关心着红三军广大指战员的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