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党的会议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敦促夏曦停止“肃反”，对夏曦要捕杀的高中级领导干部，他知道后总要据理力争，尽量救护，对被捕的基层人员，不征求夏曦同意，就下令释放。

他救了红八师政委谷志标，红七师十九团团长贺炳炎，以及王尚荣、谭友林、樊哲祥等等不少干部，他们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均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第二次“肃反”搞了两个来月，湘鄂西省军委委员、军委参谋长唐赤英，红七师师长王一鸣等一批领导干部被杀害。

1933年1月，贺龙等在鹤峰毛坝召开的两次中央分局会议上，强烈要求把“肃反”停下来。

夏曦一意孤行，行使分局书记的最后决定权，一人决定要继续“肃反”，并于3月开始，进行第三次“肃反”。

这次，夏曦悍然决定捕杀坚决反对他“左”倾路线的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九师师长段德昌。

为了保段德昌，贺龙同夏曦拍了桌子大吵一场。

他质问夏曦：“你为什么抓段德昌?”

夏曦说：“他是改组派。”

贺龙又问：“你有什么根据?”

夏曦说：“段德昌从前方带信来要求部队回洪湖，这就是拖队伍逃跑叛变，分裂红军。”

一听夏曦给段德昌强加莫须有的罪名，贺龙的怒火直往上冒，说：“你毫无道理，德昌写信来是向你建议嘛。

他要真的拖队伍去洪湖，何必写信来，又何必回军部?”

夏曦被驳得理屈词穷，但仍叫喊：“一定要杀!”对这种蛮不讲理，专横跋扈的人，贺龙的肺都快要气炸了，拍着桌子大声说：“我坚决反对，德昌是有大功的，算什么改组派?绝对不能杀!”夏曦已铁了心，也拍着桌子狠狠地说：“哼!我决定了!”夏曦使用了最后决定权。

贺龙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没有能够保住他的爱将。

不由得流下了悲愤的热泪。

与此同时，夏曦还逮捕从大革命、南昌起义一直追随贺龙的老战友，湘鄂边特委委员、原独立师师长王炳南以及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宋盘铭。

贺龙趁带红九师同夏曦分开活动之机，去看宋盘铭，把他释放了。

夏曦知道后就不答应，又抓了起来，在四五月间进行的第四次“肃反”时，在黔江背着贺龙还是把宋盘铭杀掉了。

红七师师长叶光吉、政委盛联钧一批干部也先后被杀害。

夏曦滥用手中的权力，不停顿地“肃反”，把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大批对党、对革命事业忠诚的干部和党员杀害了，其中湘鄂西根据地的党政和红军中的高、中级干部几乎被杀光了，造成了毁灭性的严重恶果，不仅湘鄂西苏区丢了，红三军也濒临毁灭的边缘。

贺龙的心中在流血，他悲愤地高喊：“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啊!”后来，贺龙在谈到在“肃反”问题上同夏曦进行艰苦激烈的斗争时说：“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

夏曦是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决定权，哪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

所以，夏曦能滥用否决权。

他又是‘肃反’委员，因此他捕杀师、团干部，我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

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同意，就下令释放。”

这场给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带来灭顶之灾的“肃反”运动，直到1934年7月下旬，收到了中共中央5月6日的指示信，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肃反中犯了不可容忍的严重错误”的严厉批评后，加之以贺龙为首的红三军广大指战员，同夏曦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肃反”终于在夏天停止了。

从此，使红三军出现了新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