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到达四川省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这样，红二、六军团就成了长江以南惟一的一支主力红军，湘鄂川黔根据地也成了中国南部最大的革命根据地。

由于这里地处长江中游，北临武汉，南接长沙，西可配合红一、四方面军的行动，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

因此，蒋介石在继续“追剿”中央红军的同时，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增强军事力量，组织新的“围剿”，决心要消灭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根据地。

敌人总结了上次对红二、六军团“围剿”失败的教训，认为主要原因是只使用了湖南、湖北的地方军，由于指挥不统一，彼此矛盾重重，所以“围剿”不力。

这次，蒋介石决心调集原进攻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组成“围剿”的主力，湘、鄂军进行配合。

从9月份开始，敌人集中了正规军一百四十多个团共三十余万人，编成6个纵队又5个师4个旅，向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再次进行大举“围剿”。

其中原湘、鄂军86个团，负责巩固和加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封锁；“中央军”樊嵩甫、汤恩伯和孙连仲3个纵队共55个团作为进攻主力和预备队。

敌人的企图是：在军事上，由湘、鄂军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南、西、北三面进行防堵，中央军从津、澧地区由东向西推进。

同时在经济上对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更加严密的封锁。

实行军事打击，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管齐下，逐步将红二、六军团压缩并歼灭在桑植、龙山地区。

为了协调“围剿”事宜，在湖北宜昌设立了行营，由陈诚代替蒋介石统一指挥。

贺龙清楚地认识到，这次蒋介石是下决心要消灭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根据地，面临的敌情是极为严重的。

他同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的领导，认真地分析了形势，研究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决定“依据原有苏区和东部游击区，抓住有利时机击破东西急进之敌，破坏其向西逼退我军包围龙山、桑植、永顺狭小地区之计划，再寻求机动，在运动中击灭其他之敌”。

为了争取主动，贺龙于9月上旬率红二、六军团由津市、澧州撤至石门西北地区待机。

但是，敌人这次“围剿”，同上次有很大的不同，不仅动用了“中央军”，兵力大，来势猛；而且“围剿”的战略也有很大的改变，不再是过去的长驱直入，急进猛追，而是采用逐段修筑碉堡，交替前进的持久战略和堡垒主义。

每日推进三五里路，边修碉堡，步步为营，逐步推进，不断缩小包围圈。

因此，红军非但没有寻找到战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反而活动地域一天比一天缩小，形势万分危急。

尤其是从7月初开始，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联系已经中断，根本无法得到中央的指示。

就在这关键时刻，9月29日，红二军团的电台突然收到中革军委的联系信号。

贺龙和其他领导为了辨明真伪，当即用密码致电周恩来，询问：“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第二天，收到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署名的回电：“你们省委弼时同志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委员。

一、四方面军六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对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

后来，因张国焘搞分裂，甚至阴谋危害中央，中央即率红一、三军团独立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