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薛明讲述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从1916年率领20个人刀劈芭茅溪盐税局，谈到参加两次北伐战争、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同周逸群等一起到湘西，创建了红四军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谈到同李立三、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及长征途中怎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一直谈到他一家五口：父亲，姐姐贺民英、贺五妹，妹妹贺满姑，弟弟贺文掌为革命牺牲，贺氏宗族上百口人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敌人抄了他的家，烧了他的房屋，挖了他家的祖坟……讲到这些，贺龙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因为，他已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他的生命同党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他说：“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多么背时我都不怕。”

但他看到当前“文革”运动的情况，看到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阴谋家得势，老百姓遭殃，自己和许多老干部被迫害，不禁怒火满腔。

后来，薛明把贺龙的详细回忆，认真地整理出来，实事求是地把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

贺龙希望党中央和毛泽东能看到这些材料。

就像冰雪害怕阳光一样，谎言最害怕事实。

康生和专案组对贺龙写的材料十分害怕。

康生要求专案组不能把贺龙写的材料原件上报，他批示：“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

因此，专案组按康生的旨意，对贺龙写的材料上报时只作摘要，并谈了他们的看法。

报告中说：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待实质性的问题。

并有诬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态度极不老实……”

康生看后，批示道：贺龙“极不老实”。

“吹嘘自己，掩盖错误，不交待问题，我建议专案组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10月13日至3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

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康生对贺龙专案工作抓得更紧了，多次听取案情汇报。

他说：“贺龙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二变’问题(即所谓历史上‘投敌叛变’和现行的‘二月兵变’)。

而历史上的叛变问题的关键是1927年8月，贺龙给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发过四封乞降电报，和1933年国民党反动说客熊贡卿到红3军招降贺龙。

这些问题是你们的主攻方向。

”按照康生的旨意，专案组将上述两个问题列为贺龙“叛变通敌”的核心，拟定详细的审查方案，集中力量进行突破。

与贺龙有关的其他分案也围绕这个“核心”运转。

同诬蔑贺龙在1933年企图“叛变投敌”一样，所谓1927年8月贺龙向蒋介石等发过四封“乞降”电报，是红卫兵在翻阅旧报纸时，在北平《晨报》上看到的一条消息。

专案组认为，南昌起义发生在南方，既然北平的报纸有这条消息，南方几省也可能有类似的消息或报道。

为了印证《晨报》这条消息，派出了几个调查组，分赴江西、湖南、江苏、安徽等，查阅敌伪时期的档案、报刊等资料，但毫无所得。

为了查清四封“乞降”电的情况，专案组便想到了两位知情人：一位是唐生智，他曾是贺龙的顶头上司。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副省长，当时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另一位是陈浴新，唐生智的亲信，被安插到贺龙的第二十军任参谋长，对贺龙进行监视。

南昌起义后，他带了一部分人员叛变，逃回武汉并发布了通电。

所以，专案组认为，唐生智是贺龙的上级又是收报人，应该知道此事；陈浴新是军参谋长，贺龙发电报应该同他商量，并让他去承办，他更应该了解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