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也许很难有人会相信,我们指挥部的办公小楼,是那样的简陋。由于是“临建”,只有两坯墙,而且四处透风,零下10度以后,整个屋子如同一座冰窖,外面下着大雪,里面下着小雪。唯一的取暖工具,就是给我们生了一个火炉子。白天还凑合,晚上根本就顶不住。整个会战期间,大概80多天吧,除去开会和应酬外,我很少离开办公室。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办公室,我也很多时候,是不在这里坐着的。由于天气比较寒冷,施工条件也不是很好,为了确保质量,每一次打灰浆,只要我在,必须出现在现场,有时候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和一线的指挥人员,施工人员,不论白天黑夜,共同接受寒风刺骨的考验。另外,当时施工已经进入最重要的阶段,全面开花,工作量很大,参与的队伍也很多,而且各种工种一起上,情况也比较复杂。切钢筋,置模板,爬高下低,怕出事故;寒流袭来,浇铸打浆,又怕保温不好,出现不凝固;夜里睡觉,整个工地是炉火取暖,还怕员工煤气中毒。所以每一天,我都要把工地起码走上三遍。整个工地,七八百个房间,从一楼到六楼,可以说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我的足迹。特别是到了打浆的关键时候,我经常深夜起床,跑到作业面上查看。一天,已是凌晨1点多钟了,市政府的一位副市长开完会路过工地,看我的车在大门口停着,就下车到门卫去问究竟。哨兵把我叫出来,这位副市长看我带个安全帽,浑身到处都是泥水结成的冰渣,关切地说:“老兄啊,要注意身体哟!”我开玩笑说:“谢谢领导了。在部队练出的这把老骨头硬着哩!”
一连80多天,我就是这样度过的,即使中间不得不外出,也是“人在外而心在家”,一办完事,不顾一切往回赶。长期这样,且不说身体吃不消,也是比较危险的。不久,老天又给了我一次与“死神”握手的机会。那是浇铸5层圈梁的时候,遇到了特大寒流的袭击,气温骤降到零下20多度,真可谓滴水成冰呀!晚上,我从外边应酬回来,刚坐在办公桌旁,总工程师报告,马上要打灰浆,看我还有什么要求。此时,我的心几乎要提到嗓子眼上了,不仅担心工程质量,更操心工人的安全。于是,我二话没说,下楼就往工作面上赶出。谁知,由于天气太冷,用模板制成的马道上已结满了冰,既是在工地上跑的再多,我也比不上那些早己习惯了的年轻工人,脚下一滑,一头栽了下去,若不是密密麻麻地支杆挡住,恐怕就出大事了。我当时吓出了一头冷汗,在场的人也都吓出了一头冷汗。
真是祸不单行,时隔不到一个星期,第三次与“死神”握手的机会又撞上了我。那是一个下午,有工人告诉我,一些浇铸完的工段,拆模后表面上出现了裂纹。对此,我非常重视,马上去找工程部的部长,拉他一块去看究竟,由于时间紧,进工地时忘记了带安全帽。结果,路过施工区的一个小道时,正赶上四楼在拆模板,一片模板的铁屑突然飞了过来,离我的脑袋最多有两公分,把工程部长吓得脸色煞白,惊慌地说:“房总,你的命真大啊!”
如此与死神连连“亲密接触”,却仍然不能阻挡我长期坚持在一线的决心。因为,只有坚持在一线,才能对现场的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特别是对一些员工和基层指挥员,体察得也比较清楚,关心得也比较到位。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上午,一个施工队的队长,突然晕倒,我马上让人把他送到部队的一个医院,进行检查。结果,是脑溢血的前兆。如果不是发现及时,恐怕就会出现生命危险。回到工地以后,我立即要求财务,给他提前结算,给他解决医疗费的问题。随后,我还带了钱和水果,亲自到医院去看他,嘱咐他安心养病。他非常感动,其他施工队的人也非常感动。
我这样做,把公司其他领导也带起来了。常务副总经理马光毅,是个学经济管理的研究生,具体负责工程建设,长期吃住在工地,一天到晚,头戴安全帽,身穿施工服,在作业面上跑。他胃不好,天寒地冻,再加上吃饭热一顿,凉一顿,经常发作,但连到医院治疗的时间都不舍得抽出来,吃点药,忍一忍,就算了。还有一个副总指挥,叫任德禄,是前施工单位留下来的项目经理,业务非常精通,工作也很有魄力。他主动要求挑起组织施工的重担,不仅每个工段开工之前,都要进行精心的考查和设计,而且作业展开之后,每个工序都要跟班监督,无论刮风下雪,骑个小摩托车,第一个到工地的总是他。工程部长盛公抓,是个武警退役军官,把工地看得像家一样重,白天黑夜,在那守着,里里外外,全靠他来协调。特别是到了节假日,别的领导休息了,他带着保安值班,24小时不离工地。那一年,他女儿高考,他一天到晚不着家,女儿生气地说:“老爸,我都快不认识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