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大概是晚上8点钟左右，说是要对我进行“预审”。可是，我打开门一开，从外面进来的，却是五六个彪形大汉，一个个虎视眈眈地看着我。然而，在我身边围了一阵子，最后却不知道为何，又一个一个地离开了。我至今也想不明白，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对整件事情，了然于胸了。整整一天中，我透过窗户看得清清楚楚，就是那一台熟悉的车辆，那一拨熟悉的人，穿梭般地在院子里跑动。而且每到吃饭的时候，虽然我这里是清汤寡面，但是人家每一次吃饭归来，都是喝得晕晕乎乎，满面红光；只是一到我跟前，不是吹胡子瞪眼，就是鬼鬼祟祟，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也不跟你坐下来谈。

这一切事情告诉我，也使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并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重点好像只有一个：要毁掉我的这个合法的法人代表资格，要全面夺取公司的控制权，甚至我当时还有一个更加痛入骨髓的感觉——如果能借这个机会，把我的小命要了，交代在这里，才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几乎都知道，我当时心脏是不好的，很容易受刺激而昏倒。

将近40个小时，不让我睡觉，几拨人轮流上阵。我呢，则抽掉了整整一条烟，嘴唇早已麻木，两边的嘴角全是水泡。可是，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没有从我这里，找到任何满意的答案。另外一边，可能也是没有任何的实质性进展。

当然了，也可能是因为没有找到扎实的“靠山”，也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行动太过于异常，他们本想利用星期六机关放假的机会来个“先斩后奏”，可是这么大的事情，绝不是谁轻易就敢担这么大的风险的。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比较困难。所以，一直坚持到第三天下午，他们在折腾我近40个小时之后，才给我拿来了一张所谓的“拘留证”。

接下来，就是所谓的“搜查”。深夜将近12点钟，他们带着我，来到了我住的地方。一群人齐动手，翻得乱七八糟，看那个神态就知道，他们没有翻到一件满意的东西。而事实上，我这里也的确“一无所有”，除了自己穿的几件衣服以外，没有任何一件属于我自己的“私产”。他们好不容易翻到了工商银行的一张牡丹储蓄卡，如获至宝，但绝对没有想到，牡丹卡是空的。还有，就是在我的床头上翻到了两本书，就扣在我的枕边，上边还夹着书签。这两本书，一本是大卫?罗宾逊的《潜能成功学》，一本是毛泽东的《论谋略》。我有一个习惯，一早一晚，喜欢看点书，这两本书，都是我最喜爱的。可是，那个“公安人员”，却只看了一眼书名就怒不可遏，把这两本书一下子都摔到了地上，对我怒吼起来：“你当的什么董事长，一天到晚，研究阴谋诡计，还能管理好企业吗？”

这些举动，令我非常反感，也非常好笑。我真不明白：你关心我的什么呢？作为一个公安人员，不应该关注我的犯罪事实吗？操这份闲心干什么。于是，我冷冷地刺了他一句：“请你看清楚了，书的作者是谁？你将来到了法庭上，还敢把今天的话，再重复一遍吗？”

灰头土脸地离开这里后，还是那一辆我熟悉的车，还是那一个我熟悉的司机，没有再送我回公安局，而是径直把我送进了呼市看守所。

看守所这个地方，我是了解的。当新闻记者时，我采访过看守所，也采访过劳教所，我知道，弄不好，他们可能要给我一些“刺激”。所以一进去之后，我就保持了很高的警惕性。

头顶上，是高高吊在空中的一盏灯，非常微弱的灯光散射下来，一下子很难看清楚屋子里的情况。适应以后，才发现这里面，居然有10多个人，真可以说是拥挤不堪，木板做的通铺上，都睡满了人，而给我留下的一个位置，就是一块冰凉冰凉的水泥地。我一进来，10多个人都从被窝里探出头来，凶狠地看着我，一双双目光，如一只只野狼般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