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的享有者，传统大国的统治者只关注自身如何获得利益，而置臣民的生活与生存于不顾，无视人民的基本要求，极力压制民众，形成统治层和被统治者的极端不和谐，对立情绪严重，引发反抗和起义，导致国家衰落和灭亡。中国的秦朝、东汉、隋朝、唐朝、元朝和明朝，就是这样在农民起义运动中寿终正寝的。沙皇俄国的灭亡，也是由于统治者卷入世界大战，战争机器拖垮了经济，统治者加紧对民众压榨，民不聊生，使这个国家如同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为了权力瓜分和利益分割，统治者内部常有无休止的争权夺位斗争。这种政治内讧、宫廷之争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的动乱源，带来了更大的社会骚动。权力斗争又造成力量内耗，不少大国就是因此造成国势衰弱从而不敌外来攻击走向衰亡的。西罗马帝国到处是争当皇帝的军人相斗，致使帝国各地防务空虚，日耳曼蛮族乘虚而入。安息人争夺王位的权力斗争几乎伴随帝国之始终，几次内讧高潮都导致了帝国危机的严重后果，最终轻易地就被萨珊波斯所取代。

对外扩张、对内剥削获得了巨大财富，统治者更加贪图享乐，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放肆地浪费社会财富，极大地削弱了国家实力。而且，这种奢靡之风往往还毒化了整个社会，好逸恶劳、醉生梦死等，倒成了时尚风气，财富迅速地消耗殆尽，而且还麻木了人的理智，腐蚀了人的斗志，失去进取之心。古代罗马帝国后期，节日达到170多天，玩乐中不仅大量浪费了社会财富，而且也助长了懈怠懒惰之风。近代西班牙社会慕求虚荣成风，全部六七百万人口中，受封贵族竟达50万之多。为了取得封号，他们中多数人耗尽了家产，最后竟出现了小贵族们吃饭讲究排场，但桌上食物却难以果腹的奇特现象。这样一来，西班牙帝国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也就大大动摇。19世纪后期英国进入了所谓“维多利亚盛世”，然而社会风气也向贪图安逸舒适转化，在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取向上，下层模仿中层，中层向上层看齐，社会生活日益贵族化，最终酿成了“英国病”。

每个大国在上升的时期，它是生气勃勃的，但它达到了某个高峰点后，通常容易走向反面，造成“盛极而衰”的普遍现象。这当中一个因素就是，固步自封，鼠目寸光，死守旧业，缺乏创新，一种惰性在统治层或社会主体中弥漫。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落伍，当然与它死守殖民霸业、不愿更新机器、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有关。当国家已经出现颓象，或是面临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巨大危机时，如果还不思改革，顽固守旧，那就意味着国运将告终结。近代东方的传统大国基本上都是这样。无论中国、印度，还是奥斯曼、伊朗，在西方列强侵入、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统治者仍然我行我素，自以为是，即使感觉到危机也只进行皮毛变动，压制和打击真正的改革和创新力量，最终导致了更大的灾祸临头。

统治者品质顽劣、素质低下，往往也是灾祸的根源。他们常错误估计外部形势，刚愎自用，狂妄自大，从而走向自我毁灭。波斯帝国的大流士、薛西斯，目空一切，不可一世，强行闯入希腊，引起希腊世界同仇敌忾；同时又低估对手，不谙敌情，不讲战术，结果在与希腊的较量中大伤元气，走上衰落之路。现代法西斯德国的希特勒，更是一个战争疯子，把整个世界树为敌人，招致众怒，并虐杀犹太人和敌国平民，丧失最基本的人类良知，违反战争道德，这种人和事天理难容，受到一切正义者谴责，不可能不得到失败下场。而且，希特勒东西出击，战线拉得太长，顾此失彼，犯了战争之大忌，最后终于遭受两面夹攻，四面楚歌，他只得以自杀结束生命，第三帝国终成南柯之梦。由此，统治者素质低下，莽撞冒险，统治乏术，终究会将国家拖向深渊。

世界历史，浩浩荡荡，玩弄历史者必将被历史所抛弃，这是一种必然。大国能崛起在某种意义上是因为顺应了历史趋势，大国走向衰落则多是逆潮流而动的结果。当然，有的传统大国衰落或解体看起来很有偶然性。如亚历山大曾为巩固帝国、融合东西方社会采取了不少措施，而且收效显著，但他突然暴病身亡，帝国便顷刻瓦解。如果他没有遭此病魔，稳定的统治能持续几十年，则很难想象后来的历史会怎样发展。又如葡萄牙因为王位继承关系而被西班牙兼并，待其重获独立时，国际局势早已时过境迁，西北欧荷、英、法等国纷纷崛起，葡萄牙要恢复昔日辉煌已成为不可能的梦想。奥斯曼帝国晚期特殊的素丹继承制度和抚育方式，造成了一个个能力低下的最高统治者登台，使得帝国毫无生气。但究其实质，这些偶然中也隐含着某种必然性，这就是传统的制度因素。就是说，只有在传统制度下，一个国家命运才会付诸最高权位者手中；也只有传统制度，才会依家族或血缘关系来决定最高权位的传承。在现代大国，这种偶然因素的作用几乎不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