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还发行劣质货币来应付紧迫的开支。3世纪初，金币含金量减少了27％，银币成色减少一半，后来只含银5％，甚至2％。劣质货币发行导致通货膨胀，足值货币上市后又被人们收藏保存，严重地影响了货币流通，不仅造成物价上涨，而且还出现了物物交换现象。货币危机破坏了正常交换和商品货币关系，加速了商业萧条和城市衰落过程，加强了农业经济自给自足倾向，导致商品货币经济陷于崩溃。更严重的是，财政危机直接导致了政局混乱和军队的堕落与干政。

军人干政与政局混乱

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互起作用是奴隶制危机的一种反映。为了争夺皇位，统治阶级内部经常混战不已。军队加强了对政局的控制，元首的废立完全以军人意志为转移，他成了军人手中的傀儡和工具。军队参与帝位更替，致使帝国政权管理、控制、协调等公共职能丧失殆尽。军队不但没起到稳定帝国的作用，反而使帝国乱上加乱。因此可以说，军队是三世纪危机和混乱的主要制造者。

公元192年康茂德被杀，标志着一个繁荣时代的结束和一个充满内争和混乱年代的开始。近卫军和行省驻军分别拥立自己的皇帝，从而导致一场长达四年的王位争夺战。最后由潘诺尼亚行省总督塞维鲁取得胜利，建立塞维鲁王朝（196—235年）。

塞维鲁是罗马历史上“承上启下”的皇帝。他之前备受推崇的“罗马和平”彻底化为乌有，他之后的三世纪危机更为深重。既然是靠军队起家的，因此塞维鲁一方面对军队特别重视，从行省军团中选拔心腹重新组建近卫军，为收买军心还将军饷大幅度提高，每个士兵都有可能晋升军官，服役期间可以成家；另一方面，他改组元老院，削弱元老院作用。塞维鲁还任命骑士出身的官员监督元老出身的总督，推行军队与官僚相结合的政策。211年，塞维鲁死于出征不列颠的战争中，临死前，他告诫自己的儿子卡拉卡拉：“让士兵发财，其余的人可以不管！”

卡拉卡拉继位后，谨遵其父的教诲。由于增加军饷而扩大了国库开支，他开征各种额外赋税。他还发布敕令，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全体自由民，其初衷显然是为了扩大税源和兵源，以弥补财政空虚，应对日益紧张的政局。此举使各行省自由民都获得公民权，从而提高了行省地位，使行省和意大利的差别缩小。217年，卡拉卡拉被近卫军所杀，从而拉开了军队杀戮皇帝高潮的序幕，军队再次将帝国推向了混乱与内战的泥潭，罗马政局再度动荡。元老贵族复又得势，重新控制国家政治生活。为挽救帝国危机，元老贵族紧缩宫廷开支，将土地、牲畜和奴隶分给边疆移民。税收比以前加重了，财政匮乏之势却并未缓和。财政拮据使政府选择降低士兵军饷，结果导致士兵哗变，杀死塞维鲁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亚历山大。运行了200多年的元首制走向解体，帝国进入了更加混乱的时期。

此后50年间，军人皇帝如走马灯般地轮流上台。军队把一个个皇帝推上帝位，然后又把他们推翻、杀死。这种血腥的循环导致整个罗马帝国政治无序、经济萧条，边境危机重重，帝国出现全面危机。光是238年这一年里，各行省和意大利分别推出了四名皇帝，但都被士兵所杀。其后15年间，罗马换了十个皇帝。253年继任的瓦勒良皇帝，还任命自己的儿子伽利埃努斯为共治者。260年，瓦勒良在对萨珊波斯的战争中惨败，罗马皇帝第一次被敌人俘虏，成为奴隶。据说，他曾被迫俯身当波斯国王的上马脚蹬，最终死在俘虏生涯中。

伽利埃努斯成为帝国唯一统治者后，再一次笼络士兵，并在军事上进行改革。但混乱局面更为严重。各行省贵族策动军队哗变，推出自己的代理人，有的甚至宣布脱离帝国而独立。全国出现了所谓“三十僭主”同时在位，帝国已经四分五裂。有的地方割据势力还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如西部的高卢帝国拥有独立的军队和行政机关，还自铸货币，它完全脱离罗马达15年之久。东部的帕尔米拉帝国，占据了小亚细亚南部、阿拉伯北部和埃及部分地区，政权存在了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