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衰落和社会危机

从康茂德192年被杀到284年戴克里先登上王位止，罗马帝国爆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史称“三世纪危机”。危机表现为农业萎缩，商业萧条，城市衰落，财政枯竭，政局混乱，内战频仍。这种全面而又深刻的危机猛烈地冲击和动摇了罗马帝国的社会基础，对罗马帝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奴隶制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腐朽的奴隶制度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奴隶是主人的财产，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得不到任何劳动报酬，不仅缺乏劳动积极性，而且也妨碍他们使用先进生产工具，推广先进生产技术。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导致奴隶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加之帝国后期无力继续对外扩张，奴隶来源相对减少，奴隶价格不断提高。使用奴隶劳动已经无利可图，从而导致奴隶制经济日趋衰落。

以农立国的罗马与农业发展的盛衰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帝国繁荣时期，意大利农业就已出现了衰败的征兆。经营葡萄和橄榄业的庄园入不敷出，只好改为牧场或任其荒芜，生产急剧萎缩。为了遏制农业衰落，安敦尼王朝的历任皇帝都曾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如涅尔瓦设立低利贷款基金，并购买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图拉真则规定元老必须将自己财产的三分之一投资于农业。然而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到3世纪，农业危机由意大利波及行省，帝国农业呈现全面衰退的趋势。奴隶制经济繁荣时期，意大利各地农业曾有过较高的商品生产率，粮食、葡萄、橄榄等都有较好的市场。3世纪以后，由于奴隶来源紧张，大农庄生产萧条，对市场的供应日益减少，城市衰落更是加快了这种萎缩趋势。此时，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并与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大庄园，开始转变为主要剥削隶农的具有自给自足倾向的大庄园。这些大庄园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不仅加深了帝国内部经济的分裂倾向，而且在政治上造成了与中央政权相对立的离心势力。缺少劳动力的大农庄放弃大规模耕种，将土地分成许多小块租给隶农。自给自足的经营减少了农产品对城市的供应；商业伴随着城市的衰落又转而使农产品失去市场。二者交互影响加速了这种趋势。

由于长期依靠对各行省进行掠夺，帝国并没有发展自己的重要经济，因此，意大利不像希腊和埃及那样建立起较大的手工业中心。由于奴隶劳动生产率低下和行省手工业产品竞争的冲击，到3世纪意大利城市手工业难以为继，手工业部门每况愈下，经营困难。农业、手工业的衰退导致城市没落和商业萧条。社会动乱、商路阻塞以及帝国政府横征暴敛的财政政策，更加剧了危机的过程。

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使衰退的奴隶制经济雪上加霜。一方面从公元前２世纪起，由于海外霸权的确立和大量财富流入罗马，导致罗马社会秩序混乱，社会道德沦丧。罗马公民原有的传统美德逐渐消失。整个帝国充满着暴力、贪污、贿赂和挥霍无度的堕落景象。奴隶主阶级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并且挥霍大量钱财，举办各种庆典娱乐活动。据统计：1世纪时，罗马全年节日为66天。2世纪时增加到123天。4世纪则增至175天。在节日里，演出奴隶角斗、斗兽、戏剧、海陆战等，所有开支全部由国家支出。另一方面，奴隶制的长期统治给整个罗马社会扎上了一根毒刺，这就是自由人鄙视生产劳动，把劳动看作耻辱。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大量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流氓无产者人数与日俱增。1世纪时，罗马流氓无产者约有20万—30万人，到三四世纪时已达80万人。这些人游手好闲，鄙视劳动，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生活，成为寄生在罗马奴隶制社会肌体上的赘瘤，是古代社会典型的“依靠社会过活”的无产者。“面包加竞技场”是他们最为时髦的口号。国家每年都得把大量的岁入用在他们身上。

为了维持膨胀的国家机器，帝国需要浩繁的经费开支。在经济衰退、财政负担加重和税收缩减的情况下，政府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将更为沉重的税收加到百姓身上。为此，帝国政府强令各城市议会负责征收税额，此举使城市受害极深。以前，这些城市以拥有自治地位，成为帝国统治支柱而自豪，现在则变为政府榨取的对象。如果一个城市的税收不能征满足额，城市议员就要担负补足的责任。原来担任议员被看作一种权利和荣誉，现在则成为替罪羔羊，为此而倾家荡产的议员为数不少。无奈之下，许多市议员宁愿卖地释奴以逃避重负，有些人甚至还降身为隶农。这样一来，城市没落了，城市议员也不再成为帝国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