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稳定经济和保证国家货币税收的价值，戴克里先整顿币制，铸造新的金币，发行银币和铜币。他规定每个标准金币的含金量，虽没有恢复奥古斯都时代水平，但比三世纪危机时代的劣质金币含金量要多。由于黄金和物资匮乏，金币发行后很快被居民收藏起来不再流通，劣质货币仍旧充斥市场，物价有增无减。戴克里先对此又颁布“物价敕令”，规定了数千种商品和劳务的最高价格，价格因商品质量和劳务种类而有异。由于这些规定没有考虑各地实际情况，因此未能取得实际效果，反而导致投机活动和黑市交易滋生，最后不了了之。在经济改革未能奏效情况下，戴克里先几乎放弃了全部货币税和货币支付手段，转向征收实物和实物供应，结果反过来又加速了向自然经济的倒退过程。

戴克里先企图通过改革加强专制来克服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强化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这对于罗马帝国出现的社会危机能起到某种程度的抑制作用，但终究不能挽救罗马奴隶制社会衰落的命运。

君士坦丁的统治

公元305年，戴克里先退位。经过一番激烈的帝位争夺战，分别由李锡尼乌斯和君士坦丁控制了帝国的东部和西部，罗马历史上再次出现了两个皇帝共治的局面。323年，君士坦丁打败李锡尼乌斯，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

为加强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加强对整个帝国的控制，君士坦丁也在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为了加强个人独裁，君士坦丁以“家天下”统治代替了“四帝共治”。他任命自己的子侄管理帝国一些地区，自己直接控制帝国的核心地区，从而将罗马君主专制制度推向了新的阶段。他将帝国划分为高卢、意大利、伊利里亚和东方四个大行政区，由四个已经没有军权的近卫军长官掌控。大行政区下设行政区，行政区下辖行省。帝国官僚机构进一步扩充，行政制度彻底官僚化。君士坦丁不仅增加官僚职位，扩大官僚人数，而且开始实行官阶制，按严格的等级划分官员，按阶品授予尊贵的头衔，并赐予一系列诸如免纳租税、免除服役、进入宫廷之类特权。高级军官直接由皇帝指派，效忠君主成为他们的唯一职责。皇帝的旨意成为唯一的法律，皇权被神化，凡是涉及皇帝本人的一切措施都要冠以“神圣化”之类字样。

君士坦丁继续将军队分为边防军和巡防军，以及在行省中实行军政分权的。他用直接控制的宫廷卫队代替骄横不逊的近卫军，还降低边防军的重要性及实力。近卫军长官丧失了军权，转归“军事长官”及副手“骑兵长官”之手。由于兵源枯竭，君士坦丁大大增加了边防军和巡防军中日耳曼人的比例，甚至将他们吸收入宫廷卫队。此外，由4万哥特人组成的“联盟者”成为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从帝国政府领取饷银，为帝国服务。

鉴于帝国重心已经东移，同时为了表示专制政体的彻底建立，君士坦丁决心永远离开罗马。330年，他将帝国首都迁到东方的拜占庭，取名君士坦丁堡。尽管罗马元老院此时也迁到了新都，似乎共和体制犹存，但此时的元老院无非是专制体制的应声虫而已，在专制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发生任何作用。从此，罗马城在帝国的地位日降，君士坦丁堡已取而代之，成为帝国的统治中心和连接东西方的最大都市。

君士坦丁也为获得稳定税收而强制实施财政改革，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导致了社会各阶层被奴役状态进一步加重。君士坦丁顽固执行维护奴隶制的政策。他多次颁布法令重申奴隶主有权处死奴隶，规定对逃亡奴隶及煽动奴隶逃亡者加重惩罚，并准许自由民出卖子女为奴。被释放的奴隶如有“无礼”行为，奴隶主有权将他重新降为奴。君士坦丁还制定法律严禁隶农逃亡，规定隶农及后代必须固着在主人土地上，力图将隶农重新降到奴隶的地位。作为中等阶层的城市议员也不能随便离开自己所在城市，更不能以任何理由被免除城市的义务。手工业者则被固定在所属的同业公会里，并被强制共同负担国家分摊的赋税和徭役，在皇室作坊工作的手工业者更是被打上烙印，以防止他们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