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人进入欧洲

1341年，奥斯曼素丹奥尔汗应拜占庭权臣、后来的皇帝约翰六世之约，参与拜占庭内战，乘机进驻巴尔干半岛，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岸边的加利波利（1354年）城和巴尔干重镇亚得里亚堡。1365年，奥斯曼人迁都亚得里亚堡，将此作为向欧洲扩张的基地。往东方向，奥斯曼人势力扩张至安纳托利亚中心。此后，奥斯曼人就在近东和巴尔干两线作战，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摆。当它摆向东方时，目标是另一支穆斯林突厥人部族卡拉曼人；当它摆向西方时，则不断深入巴尔干半岛，向中欧推进。

1389年，奥斯曼人在巴尔干的科索沃平原血战中，以沉重代价镇压了当地被征服各族居民（包括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联合抵抗，巩固了对巴尔干半岛的统治。虽然素丹在此役中战死沙场，但此后君士坦丁堡成为被奥斯曼人四面围困的孤城。

1396年，欧洲各国组成联军试图阻止奥斯曼人的西向扩张，遭到惨败。

1402年，帖木儿受土库曼诸酋长的策动，率大军在安卡拉重创土耳其军队，素丹战败被俘，次年去世。随之，奥斯曼国家内部发生了争夺素丹权位的内乱，引发了长达10年的国内危机。奥斯曼的扩张暂时停止。

1444年，匈牙利民族英雄约翰·洪亚迪领导巴尔干人民和部分西欧十字军在瓦尔纳城下抗击土耳其人，极其惨烈地失败。

1453年5月，奥斯曼人攻下君士坦丁堡，从此得到了一个出色的军港和商港、一个扼守欧亚贸易中枢的重要据点。征服者穆罕默德骄傲地自称为罗马皇帝和“两块陆地”与两片海域的统治者。

1453年至1566年是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土耳其军队凭借其先进的火器和大炮，越过陶鲁斯山脉，将穆斯林名城大马士革和开罗，圣城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纳入帝国的版图。奥斯曼素丹从此自命为伊斯兰教的保护人和穆斯林文化的代表，开始使用“虔诚信徒的首领”这一封号。

苏莱曼二世时期，土耳其人加快向多瑙河上游发展，1526年，在莫哈奇战场战胜了匈牙利骑士精锐部队，3年后，将匈牙利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从此，从多瑙河上的布达佩斯到底格里斯河上的巴格达，从克里米亚半岛到尼罗河第一瀑布，都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

奥斯曼人之所以能在巴尔干半岛上迅速扩张，有着多方面因素。首先，巴尔干半岛地势舒缓，少有难以突破的天险，多瑙河及其支流构成有效的联系通道，进军便利；而且，巴尔干半岛上从来没有统一的政治实体，拜占庭、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一直在竞相争斗，使奥斯曼人能够“渔翁得利”。另一方面，当时的西欧基督教世界正处于民族国家建立前的阵痛之中，英法百年战争，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地中海上的争夺、罗马教会内部的混乱，都使他们无力关注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半岛上的进展，也不可能认识到这种进展对未来欧洲政治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内部看，奥斯曼政府对征服区居民实行比较宽松的宗教和税收政策，鼓励基督徒改宗伊斯兰教以减轻税收负担；也鼓励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通婚及融合，使小亚细亚及安纳托利亚地区迅速实现突厥化，成为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半岛进军的稳固后方和人才资源。早期奥斯曼素丹从这里吸纳了许多有经验的行政人才、各类手艺人、行东和穆斯林学者，较好地继承了罗姆素丹国的宗教和行政管理传统以及丰富的文化遗产，保持了政权的稳定和文化事业的繁荣。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机器

奥斯曼的国家结构有利于集权统治。“草原传统”、“加齐”理想及借鉴于波斯和罗姆素丹国的高级伊斯兰传统，是维系奥斯曼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三大支柱。

所谓“草原传统”，就是严格的家族血统世袭制，与早期伊斯兰教由选举产生领袖的体制是不同的。奥斯曼统治者强调，他们是真主挑选出来的统治家族。在这个家族里，只有素丹本人才是帝国的真正主人。他的臣民、家人，甚至妻子和儿女，只是他的奴隶或奴才。著名美国历史学者李比耶在其《苏里曼大帝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政府》一书中揭示了奥斯曼奴隶主集团的性质，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