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的统治机器包括素丹和他的家庭成员、他的家族中的官吏、政府中的行政官员、常备的步兵和骑兵及一大群正在受教育以便将来参加常备军、法院和政府的青年人。是这些青年人掌握着武器、书写工具和权力。除了“圣法”所涉及的少数有关判决的事务以及由非穆斯林臣民和外国人所管理的有限职责外，他们控制着政府的全部机构。这一部机器的最关键性和最突出的特征是：第一，除了少数例外，它的全部人员都是基督教徒的子孙；第二，这一部机器里的每一个人都以素丹的奴隶身份参加工作，而且终身是素丹的奴隶——不管他取得了多少财富、权力和名声……

“加齐”理想，就是以“圣战”为荣，积极从非穆斯林手中夺取土地和财富。这决定了奥斯曼国家以征服立国、靠战争起家的军事封建主义特点和奉军人为至尊的价值观。在政治体制上，奥斯曼人继承了伊斯兰国家的社会、宗教和政治习俗及财务管理方式，而所有这些都是当年伊斯兰教征服者从被征服民族包括希腊人、波斯人那里学来的。奥斯曼人将它们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制。

为保障军人的财产、政治地位以及其卓越战斗力，奥斯曼帝国广泛实行所谓“古兰”（gulam）制，作为其补充步兵和行政管理人员的重要方式。“古兰”，是经过精良训练在军队和国家机构中服役的奴隶。奥斯曼人继承了塞尔柱罗姆素丹的传统，将“古兰”的使用系统化，制度化。他们在基督教徒集中地区定期征集基督教男孩，将其集中起来接受伊斯兰教割礼和严格的军事、政治和宗教教育，结业后补充近卫军、宫廷侍从及政府机构官员。这样训练出来的奴隶近卫军队伍是奥斯曼对外扩张和对内统治的重要支柱，后来成了反对土耳其民主革命的顽固力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这种制度曾有精辟的评价：

“对于游牧社会的文明来说”，他们所驯养的“辅助性的动物”（狗、骆驼、马）“是它的得意杰作，而且是它成功的关键所在……从动物当中训练出来这样一批助手乃是游牧民族的最高成就；而奥斯曼帝国之所以不同于阿瓦尔帝国也就是因为他们把这样一种较高级的游牧艺术应用在定居的环境里，因此才取得了长久得多的寿命。奥斯曼的巴迪沙们维持他们帝国的办法是从他们的奴隶当中训练了一批人类助手来帮助他们在他们的‘人类畜群’里维持秩序。”

在长期对外征战的同时，奥斯曼国家的军事和政治管理体制也得到了巩固和完善。素丹凌驾于整个统治集团之上，其专制程度已达到当时条件下的最大极限，并先后有“帝政会议”（素丹本人主持）和“国务会议”（辅政大将军主持）负责管理国家要务。国务会议在素丹宫中的圆顶会议室举行，参与会议的被称为“圆顶官员”，他们是素丹政府的核心人物。地方军人、新兵出身的官吏和书吏以及受过神学和法学训练的乌莱玛成员，构成地方统治机构成员，称“阿斯喀里”即“军事长官”，其中，领有“将军”和“帕夏”头衔的官员居于顶层。非军人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是帝国的纳税人阶级，他们被称为“雷阿雅”即被统治者。这一时期奥斯曼国家社会秩序稳定，执法相对公平，没有太多的苛捐杂税，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帝国进入了空前的盛世。

帝国盛世

这时帝国的对外贸易也十分繁荣，本国与欧洲各国的商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贸易特权。欧洲各国的大使也相继到任。在苏莱曼指令下，奥斯曼帝国的标准法典《群河总汇》问世，苏莱曼因此以“伟大的立法者”而著称于世。在他统治时期，奥斯曼文化也有了惊人发展，它融合了草原游牧部落传统，波斯人的艺术主题、文学典范及崇拜王权的政治观念，拜占庭人的军事和政治制度，以及阿拉伯人的科学、宗教和文字，成为近东文化一道新的风景线。咖啡的传入成为16世纪奥斯曼国家生气勃勃的象征；来自新大陆的烟草也通过英国人传入了奥斯曼帝国。民间的文化活动更展示了帝国的繁荣和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