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塞里姆发动的这场改革，只是致力于富国强兵，并没有触动素丹制度本身。因此，改革扶植的新兴的军人势力和外交力量，加上一些能面对西方先进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阶层，他们能够理解法国启蒙思想和自由、平等、博爱观念，也必将承担起最后将奥斯曼素丹政体送往坟墓的历史责任，但却不可能立即实现改天换地的革命。即使如此，奥斯曼的铁血军团近卫军兵团和顽固保守的宗教法律势力（乌莱玛）也不愿意坐以待毙，因为这些改革显然意味着他们那个阶层的末日。塞里姆和其新军的确面对着一股他无法对付的反对势力。

尽管如此，塞里姆还是使自己的新式军队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到1806年，他所建立的这支军队已发展到万人。他们戴着蓝色贝雷帽，穿着红色马裤，背着来福枪，在远离首都的郊外由法国教官和已经欧化的土耳其教官指导着进行现代化的操练。尽管塞里姆小心谨慎地躲避保守势力对改革的抵制，仍然没能顶住宗教保守势力和近卫军兵团的联合进攻。1805年巴尔干显贵们反对塞里姆在当地征兵，发动了暴乱。塞里姆被迫将新军团撤出该地区，诱发了1807年近卫军兵团大规模骚乱。塞里姆被迫退位（1808年），改革夭折。但他点燃的改革之火，却从此在土耳其燃烧起来。

马茂德时期改革的深化

继塞里姆之后登上素丹宝座的是有“土耳其的彼得大帝”之称的马茂德二世。他是塞里姆三世的堂弟，一方面受过传统的奥斯曼式王室教育，熟知土耳其语和伊斯兰语、宗教和法律、诗文和历史；另一方面，由于一直与退位后的塞里姆软禁在一处，因而受到了塞里姆改革思想的较多影响，但他对西方并不了解。作为王室的唯一幸存者，是近卫军兵团和宗教保守势力将他扶上了素丹宝座，因此马茂德几乎完全处于保守势力的控制下。加上当时土俄矛盾复起，塞尔维亚的民族起义和希腊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新动向，他在即位18年后（1826年）方将理念中的改革付诸实施。此前他已不动声色地将政府各重要岗位换上了自己的忠实臣僚，只待适当时机出现。

马茂德改革也是从建立新式军队着手。1826年春天，他在安纳托利亚民兵的保护下，宣布建立新正规军的命令，称其为“毛来姆·爱希金吉”（意为受过训练的卫兵），埃及总督应召派来了所需的教官。为了避免重蹈塞里姆三世覆辙，马茂德下令在近卫兵团中抽调人员补充新军，同时使用已经西化的穆斯林担任新军教官。这样，他巧妙地得到了近卫兵团上层军官和乌莱玛的赞同，并在宗教领袖穆夫提支持下镇压了士兵反对改革的暴乱，趁势正式解散各地的近卫军兵团，与该兵团有密切关系的教派组织贝克塔什托钵僧团亦被取缔。这次土耳其历史上的“吉祥事件”，使近卫兵团作为一支反对西化改革的有组织武装不复存在。马茂德将新军指挥权交给一位被称为“塞拉斯克”的官员，请来欧洲教官训练，使用欧洲人编写的教材。普鲁士在奥斯曼人对新军的训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促进了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在海军整顿方面，马茂德主要依靠美国船舶专家和英国海军顾问。马茂德还建立了几所技术学校和军医学院，在这些学校使用法语授课。同时还经常派送毕业生去欧洲深造，军队内新型军官的数量因此不断增加，他们在后来成为土耳其改革的重要力量。

在行政管理方面，马茂德大刀阔斧地废除了一切不适应改革的旧体系，取缔了宫中闲职，选用了新的官员，强化素丹权力。1826年，他发布一道诏书，试图从保障文官财产入手，维持一支文官队伍，同时对文官的办事能力和廉政提出了更高标准要求。他还仿照西方的政府体制，设置外交大臣、内务大臣和财政大臣等官职，大臣国务会议也仿照欧洲加以改造，辅政大将军不再是素丹个人意志的代表，而是内阁首席大臣。马茂德还实行高薪俸，试图以此来杜绝官员贪污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