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后，马茂德实行了另外两项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一是进行奥斯曼近代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和土地丈量，以利于征兵和抽税。二是废除传统的蒂玛尔制度。蒂玛尔制度曾是奥斯曼帝国强大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柱。但16世纪以后，由于新的战争方法和战争技术的发展，蒂玛尔骑兵在战争中不再具有优势，领取薪俸的正规队伍成了奥斯曼军队主力。于是，国家将一些蒂玛尔（军事领地）收归皇室，交给包税人经营，国家从包税人手中收缴税款，以充军用。马茂德的改革就是将余下的蒂玛尔都纳入国家管理体制。据统计，当时土耳其境内的蒂玛尔总数大约2000多个，除部分人员被编入骑兵大队外，余下人员每年消耗养老金就达12万帕斯。而维持一支万人的新军，一年仅需万帕斯。虽然包税人对已成为皇室领地的蒂玛尔管理得不好，税收也不理想，但这一举动至少强化了中央集权，加强了素丹对地方的控制，对进一步消灭封建因素至关重要。

随后取缔“瓦克夫”（寺院领地）的政策，则遇到了更大的困难。瓦克夫作为一种旧的伊斯兰制度，在奥斯曼帝国有着极其牢固的基础。最初它是教徒向清真寺奉献的土地或财产，后演变为创业者为自己的家属和后代而设立的“埃夫卡弗”，即教门基金，这是一种较为安全的财产保护办法。一般地，向寺院奉献的土地只能是米尔克（即自由地，可以自由买卖），而不得以军事采邑、包租地或封地作为献礼。城市周围和寺院占有的瓦克夫，其实际控制权和处理权，通常掌握在行政人员和税务人员手里。这些人员或是乌莱玛（总法典官）本人，或是由他任命。因此，这种教门基金成了宗教机构拥有经济力量的重要来源。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在近卫兵隐患消除之后，马茂德开始铲除这股最顽固的封建势力。他把现存的瓦克夫都合并到一个新的埃夫卡弗管理局，企图将其全部收支都控制在自己手中，然后根据各清真寺管理和维修的需要拨款开支。然而，由于素丹任命的管理人员或是专制成性，或是不懂法律滥用职权，对埃夫卡弗起到了破坏作用。但无论如何，马茂德这一措施还是严重削弱了乌莱玛这支敢于和苏丹作对的宗教－政治势力。他以后的各任素丹也继续其做法，使清真寺和其他宗教机构常常由于经费不足而面临困境，宗教权力更加衰落。

马茂德还实行了一系列社会公益事业、生活习俗及文化方面的改革，改善帝国内部的交通和邮政，开辟新的驿路。为了便利欧洲与土耳其之间的交往，素丹开始采用检疫制度。1855年后，电报和铁路也先后进入土耳其内地，土耳其国内各处的联系更加便利，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加强。在传统习俗方面，他要求官员放弃土耳其式的服装和头巾，一概穿上西式服装，戴无边圆筒毡帽。他还开办了官方报纸，起先用法文发行，后来改出土耳其文版，官员们必须订阅。报上随时发表官员任免决定和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条例。这份报纸即《大事概览》，是土耳其新闻事业的开端。

马茂德之后，其子阿布迪尔梅吉德继续进行更大幅度的改革。为了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他做出了积极的改革姿态，1839年颁布了著名的“花厅御诏”（古尔汗御诏），标志着土耳其改革时代即“坦齐马特”（“改组”、“整顿”之意）时代的开始。新素丹宣布了一些相当进步的原则，包括保障臣民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废除包税制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弊端，实行正规的、按规章执行的征兵制度，对刑事被告人给予公平的和公开的审判，在国民中实行没有宗教信仰差别的权利平等。这最后一条原则，为土耳其迈向政教分离的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后，改革派政府出台一系列帝国诏书，改革涉及了司法、财政、教育等各个方面，一步步摆脱了伊斯兰教在帝国的精神统治地位。在法国法律的影响下，土耳其改革派1840年颁布的新刑法强调了奥斯曼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并专门成立一个法学家团体起草和颁布法规，在奥斯曼国内首开以世俗法取代宗教法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