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干涉下的民族独立和地方分立

随着对外战争的接连失利和政府机器的衰弱，奥斯曼帝国地方势力的独立活动和巴尔干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对帝国的生存构成了极大威胁。

《卡洛维兹条约》、《帕萨洛瓦条约》带来的耻辱，进一步削弱了已经开始衰退的中央政府对于各省的控制权。亚洲和非洲那些受奥斯曼统治的地区开始寻求地方独立，但这些独立活动并不具有群众性和民族意义，除了阿拉伯、黎巴嫩、库尔德斯坦等少数遥远沙漠地带和山区外，所有其它地方的首脑人物和他们的追随者，全都不是当地人，而是来自奥斯曼或马木路克的军人阶级。他们并没有得到当地民众的真心支持，其中多数是图谋不轨、铤而走险的帕夏和官员。他们利用素丹权力的鞭长莫及和软弱无能，窃取了本省的大部分税收，把本地变为实际上的独立王国。埃及、叙利亚、巴格达、巴士拉等地都出现了脱离素丹控制，搞地方独立的武装或非武装的活动。这些活动从内部削弱了帝国的统治，而且也为欧洲列强插手近东问题提供了现成的把柄。

最初，在安纳托利亚，独立的代雷贝伊（derebey，人们称之为山谷贵族）自18世纪早期就已建立了具有强烈地方自治色彩的小王朝。他们曾是国家官员或官方代理人，在当地人民支持下实现地方自治后，只对素丹政府承担一定的财政和军事义务，是奥斯曼帝国的正规藩臣。

接着，奥斯曼帝国直接控制的伊斯坦布尔周围地区，即鲁梅利亚，18世纪末也成为新兴的“乡绅”阶级（即阿扬，ayan）的掌中之物。他们逐步取得政府的各类职权，开始拥有自己的私人军队、私人财政部门和法庭，其势力足可以与安纳托利亚的“山谷贵族”分庭抗礼。

在埃及，由于穆罕默德·阿里的长期经营，使埃及一步步走上真正的独立。阿里的叔父是埃及的“穆塔萨里姆”（副总督），这使他很早就掌握了从事政治经济管理的初步知识。后来他在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作为其叔父的特遣队顾问，参与了素丹与拿破仑的战争，从此声名大振。1805年，他在开罗的爱哈尔清真寺①伊斯兰教宗教领袖的支持下，自封为全埃及的统治者，素丹被迫授予阿里以埃及总督头衔。在奥斯曼帝国内，埃及本只是一个向素丹提供贡品和赋税的仓库和维持帝国在叙利亚和阿拉伯统治的军事基地。拿破仑远征埃及的行动，将埃及引进了世界舞台。阿里利用埃及的这一地位，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军事、行政和经济制度的改革，埃及逐步西化。

阿里取缔了自己从阿尔巴尼亚带来的易叛变的军队，建立了以应征农民为主体的新军。他用欧洲武器装备这支军队，实行法国军队的训练方式，然后将这支军队用于一系列实战中，很快征服了努比亚、塞那尔、顿古拉和达弗。阿里重视埃及的经济发展，在亚历山大建造了海港和运河。他把埃及视为私产，千方百计地扩大这里的农副产品收入，并逐步将其据为己有。1812年，他吞并了所有的宗教基金和全部封地，并进行房地产地契的核查，将大批没有地契者（大多数世代相传的农民自然没有地契）降为帕夏的佃农。按照古代惯例，他征用了所有输入的木材。他实行近乎严苛的保护关税政策，造成了生活费用难以容忍的上涨。阿里羡慕西方的文明，建立了一所传授英国数学方法的算术学校。他最后进行的一些实质性改革，促使保守的奥斯曼素丹不得不思考改革之路。马茂德时期建立的新式军队的教官，就是由阿里派出的。

阿里的野心不局限于一个埃及，他还想向叙利亚扩张。他积极参加对希腊民族起义的镇压，素丹曾答应将叙利亚赐予阿里，以为酬谢。但素丹没有实践诺言，阿里便寻找向叙利亚进攻的借口。当时，由于埃及人对阿里的土地政策不满，大量居民向叙利亚迁徙，阿里不承认他的臣民在奥斯曼帝国内有迁徙自由，遂向叙利亚发动进攻。他夺取了阿克重镇，迫使素丹将阿克和大马士革两省赐给他作为封地。随后，阿里的军队又征服了巴勒斯坦全部，进而向小亚细亚和黑海沿岸发展，通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道路已在阿里面前打开。在俄国和法国的调停下，阿里接受了1833年的库塔雅和约，获得叙利亚作为封地。俄国乘机诱使帝国政府签订了洪克雅—伊斯基里西条约，两国保证在受到攻击时互相援助，但是，一项秘密的附加条款规定，帝国答应在必要时封锁达达尼尔海峡,这样，奥斯曼事实上降至附属于俄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