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阻碍奥斯曼帝国发展的，是穆斯林对西方各民族所拥有的优越感，他们狂妄自大，以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这种态度，部分是源于宗教偏见，部分是源于伊斯兰教此前数世纪里的惊人成就。伊斯兰教在其初创时期，对于来自希腊化的东方、波斯、甚至印度和中国等方面的文化影响，都曾敞开过大门，许多希腊文、波斯文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但是，他们却不屑于接受西方拉丁人的文明。16世纪以前，几乎没有一部拉丁文历史或地理著作被译为阿拉伯文或土耳其文。早期穆斯林曾将法兰克欧洲视为一个野蛮的、黑暗的、无宗教信仰的化外地区；到中世纪末期，这种看法尽管已经过时，但却由奥斯曼人继承了下来。

伊斯兰教在1500年左右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最迅速的宗教，因此，凡是有关基督教欧洲的东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学者就示以轻蔑和傲慢。从15世纪到17世纪，奥斯曼人在欧洲战场上几乎无往而不胜，这使他们更为蔑视欧洲人。因此，当1756年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宣告法奥同盟成立时，奥斯曼帝国政府立即表示，他们对“一头猪和另一头猪”的联合不感兴趣。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阻碍了穆斯林接受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穆斯林学者对西方学者帕拉切尔苏斯在医学方面，维萨里和哈维在解剖学方面、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在天文学方面所做出的划时代成就一无所知。他们既不了解这些科学进步，也不打算做任何有助于科学进步的事情。

奥斯曼与西欧交界处，是两个宗教文化区的人民可以自由通行的地区，基督徒和穆斯林可以有机会在这里互相交流知识，接受新的技术信息。但穆斯林显然缺少学习的愿望。久而久之，连这些可供学习的东西的来源也都枯竭了。伊斯兰各族在仍然貌似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军事威力的掩蔽下，始终认为自己的文明要比所有其它文明都优越无比，并且永远如此。只是在遭受了一系列惨败之后，奥斯曼人才渐渐地从这种危险的幻想中惊醒。

在奥斯曼这个由穆斯林建立起来的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兼而有之的军事帝国里，穆斯林只知道四种职业——政治、军事、宗教、农业。工业和贸易是被征服的非穆斯林属民的事。因而在奥斯曼国家中，工商业者与异教徒几乎是同义词。即使有些匠人已改宗伊斯兰教，也仍然摆脱不了异教徒的烙印。西方人以及当地的基督徒、银行家、商人和工匠等，一律受到轻视，这样就使得奥斯曼穆斯林把源出于基督教的各种思想和发明全不放在眼里，也不愿放下架子过问那些属于匠人和下贱的技工们的事。原始的生产技术和运输工具、社会的长期不安定和政府的暴力统治，使帝国经济长期停留在15世纪水平上。

奥斯曼也有一批作家和文学家能够客观地估计到了国势的衰落，担忧国家的前途，但他们无力阻止这一趋势的发展。18世纪以前，奥斯曼文化史上曾出现过著名的历史编纂学者纳伊马、宫廷诗人内迪姆和宗教诗传统派代表谢·加利布；各种建筑（以宗教建筑为主体）、纤细画及音乐发展方面，也有过杰出的成就。但在旧的传统已经被打破，新的创造力还没有形成的时期，即18、19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开始在精神生活领域初露端倪。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只能悲哀地看着帝国一天天走向衰落而无能为力。

中世纪末叶，奥斯曼是唯一具备领土、内部统一、组织性、人力以及资源等各项条件，从而可以大规模应用新式战争装备的大国。这类新式装备费用庞大，中世纪欧洲的城邦国家和封建诸侯远远无力承担。或许正是由于奥斯曼帝国处于这样的领先地位，才能够形成对16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挑战，而对这些国家商业和技术的大发展却置若罔闻。

基本说来，奥斯曼帝国，由于它继续保有中世纪精神状态和中世纪经济，仍旧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但它却额外给自己加上了一副官僚制度以及任何中世纪国家所从没有承担过的常备军的担子。在西欧国家迅速走向现代化的世界里，它却没有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