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纺业发展带动了社会经济全面变革。毛纺业兴旺使得养羊有利可图，由此引起了圈地运动。虽然早在15世纪时，农村中富有大农开始采取新的经营方式，但就对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来说，圈地运动形成的影响力更大。圈地运动持续到19世纪，其早期特别引人注目。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的圈地，主要发生在英格兰中部肥沃平原。圈占的面积比例不是很大，约在20%左右，但其造成的社会后果和社会震荡远非这个比例所能表达。圈地运动有利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农牧业发展；圈地将农民赶出土地，使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分离，为工业发展提供了雇佣劳动力后备大军；随着毛纺业发展和圈地运动进行，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形成，即新贵族和乡绅，这是英国社会结构变化中一支极富生气的力量。

毛纺业发展和乡村变化，加快了整个国家的商品经济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并不出色的英国城市，在适应新变化中进行调整和转型，逐渐凸现其主导性作用，在功能上愈来愈商业化、专门化和开放化。城市之间和城乡之间通过市场联系得更加紧密，国内统一的市场体系逐渐形成。最重要的是，这个体系有了伦敦这样一个聚核（伦敦人口在16世纪翻了两番，由5万发展为20万），英国在经济上开始整合，这正是它迅速成长为强国，并大规模开展殖民贸易和海外扩张的内力所在。而重商主义作为适应这一趋势的国家政策，用政治力量使英国强行进入国际市场，大大缩短了英国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的进程。

17世纪：政治激荡和思想更新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苏格兰詹姆斯一世继英格兰王位，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英国很快由辉煌时代转向混乱和革命时期。

早在伊丽莎白后期，王权与新兴势力的矛盾就已显端倪，国王与国会之间的摩擦常年不断。只是伊丽莎白善于化解，才未使矛盾激化；国会则考虑女王年事已高，也只发点口头牢骚。女王给予宠臣近侍过多的贸易特许，损害了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宗教上，一批“不服从国教者”坚决要求清除国教中残留的天主教因素，被称为“清教徒”。他们还反对贵族和教士的奢侈糜烂，反对过度追求生活享受，提倡勤劳节俭。清教很快成为一面旗帜集合了各种反抗因素。当新兴社会力量越来越集中地反映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时，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却依然自行其是，不合时宜地抬高国王的地位和权力，终于导致国王与人民的冲突白热化，导致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革命是从暴力战争开始的，革命者很快就控制了英格兰全国，而且还将旧势力的代表国王推上了断头台。但革命的领导者似乎没有摆脱历史定律的作用，也有走上专制统治的意图，结果招致众怒，国王又被请回复辟登位。然而历史表明，国王的个人统治不再是恰当的方式，因为他们总是利用权位干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人民再次做出了选择，于1688年以和平方式——“光荣革命”结束了专制统治。1689年的《权利法案》，确立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在随后的岁月里，国王权力又一步步被削减，最终仅成为国家的象征而已。

英国革命长达半个世纪，以“光荣革命”而宣告其结束。不宜过分夸大这一不流血事件的作用，因为这是以过去几十年的流血斗争为前提的，经过多次打击的王权早已不具备革命前的实力和权威了；同时也是以新兴力量的强大为后盾的，即资产阶级已有能力以不流血方式解决问题。革命使英国率先确立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使其在走向近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制度保证。

伴随革命的进行，先进的思想家竭力为革命摇旗呐喊、为革命深入大造舆论之时，新的政治思想体系也就呼之而出了。经历了革命高潮腥风血雨年代的密尔顿，用笔作武器打击敌人，捍卫革命。他在《为英国人民声辩》中，指出国王如变成暴君，人民就有权处死他。他在《失乐园》诗篇中，含蓄地表达了对复辟王朝的愤慨。洛克的《政府论》，则批判了君权神授论，认为国家只是人民缔结的契约，君主如不履行，人民就可推翻他。他还主张君主立宪政体，并最先提出了立法、行政、外交三权分立思想。霍布斯作为政治理论家，论述了自然法与国家起源、国家主权等问题，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体系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