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帝国的体制性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分得许多战果，帝国版图又有扩大。至1931年英联邦成立前夕，英国共有各类殖民地59块，348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殖民地人口亿，加上母邦居民，超过了当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占西欧列强侵占的殖民地总面积的二分之一。

英国的殖民地大致包括三类。第一类是若干白人自治领，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爱尔兰和纽芬兰。这些自治领要么国民主要是欧裔白人，要么白人居于统治地位。英国国王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任命总督来行使象征性权力，其立法和行政机构从当地白人中产生。它们有独立的内政，建立责任制政府，只在外交上听从英王号令。毫无疑问，这些白人自治领最有离心倾向，正是它们迫使英帝国转变为英联邦。第二类是直辖殖民地，包括一些殖民据点，以及被英国完全征服的国家，如印度、直布罗陀、香港等。性质相近的还有所谓保护领，如非洲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第三类是保护国，这些地方仍由当地人执掌国家内政，但在军事上接受英国的“保护”即控制，外交权也属于英国，如亚洲的马来联邦和文莱等国。

在帝国之外，英国也施展着自己的影响。如在亚洲的中国，英国到处建立租界，圈划势力范围。全世界的海面上也无处不游弋着悬挂“米”字旗的英国海军舰艇。列宁说：“地球上没有一块土地不处在这个资本的魔掌之中，没有一块土地不被英国资本用千百条绳索缠住。”

拥有这么宽的版图，英国人自然志得意满。在他们眼中，好像整个世界都是英国人的天下。当时一个英国经济学家的话，表露了这一傲然心态：“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粮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沿岸是我们的木板生产者；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放牧着我们的羊群；在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大草原放牧着我们的牛群；秘鲁运输给我们白银；黄金则从南美和澳大利亚运至伦敦；印度和中国替我们种植茶叶；在东西印度扩大了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园；而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沿岸各国是我们的菜园地；我们的棉田长期以来分布在美国的南方，而现在则差不多扩展到地球上各个热带地区了。”

英国能把这么宽广的土地牢牢地置于股掌之中，肯定有其经营之道，它所倡行的自由主义政策当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19世纪执政的英国两党，自由党自然以自由主义为己任，保守党也在向自由政策转变。针对殖民地，自由政策的核心是自由贸易，其实质就是取消任何商业限制和垄断，将英国的廉价工业品推向殖民地的广大市场。这一政策的要害在于表面上的公平交易取代了赤裸裸的暴力掠夺，使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经济剥削变得十分隐蔽，从而钝化了殖民地人民对殖民者的反感情绪，并且还有助于激发他们模仿和移植欧洲文明的兴趣。英国热衷于在一些重要殖民地如印度大搞“建设”，也在客观上加快了殖民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同时又有利于安抚殖民地人心。

但这一庞大殖民帝国也包含着多种隐性和公开的体制性矛盾，无法消解。英国与各白人自治领之间的矛盾，隐蔽性较强。虽然两者在政治上有一种宗主与附属的关系，但自治领中的白人民众，均来自自由和民主的欧洲特别是英国母国，他们不认为自己比母邦人低下，而要求享受同样平等的权利。而且他们作为移民，原本就是不满足于母国的种种束缚，为追求自由平等和发展而离开故乡，因此更富于挑战性和斗争性。他们初入殖民地时，势力弱小，立足未稳，还需要母国的保护和支持；但当根基扎牢、羽翼丰满时，他们就不会满足于这种附属地位，就会要求自治甚至独立。一旦时机成熟，他们的要求就会迅速上升为行动，隐性的矛盾就会转化为公开的冲突。这是殖民体系的最大隐患之一。事实上，后来英国殖民帝国的瓦解，首先就是从这些自治领获取独立的国际地位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