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双面刃作用

英国是近代自由主义的老家。1215年，贵族、教士、市民等社会阶层联合，迫使国王签署了《自由大宪章》，从此“自由”精神便成为民众追求的目标。虽然从1485年都铎王朝建立，到17世纪重商主义盛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但18世纪后期亚当·斯密《国富论》的问世，最终竖起了“自由”大旗。生产上的“自由放任”，商业上的“自由贸易”，行为自由的“经济人”，是自由经济精神的具体化。而实现经济自由的前提，首先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自由身份，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地位，人人参与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

19世纪后期，自由主义在英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张扬，两大执政党都以自由主义作为旗帜。这时，辉格党已实现了向自由党的转变，自由主义学说及政策被运用于国家事务的各个方面，它比较关心工人的政治权利，进行以普选权改革为核心的议会改革，以及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等。保守党本来是坚决反对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的，这时它反倒变成了自由主义的旗手。它对社会改革颇为热心，通过《公共卫生法》、《工人住宅法》、《工厂与工作场所法》等直接与工人福利相关的法案。19世纪后期出现的改革还有文官制度改革、军队改革、地方政府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等。这些在自由主义价值观指导下的改革，表明英国正在由贵族政治社会向现代民主政治社会转变，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自由主义运动虽然有利于社会进步，但并非医治政治经济顽症的良方。当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基本价值观提出时，必定引起统治层的混乱与反对，从而导致更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譬如，当时反对普选权改革的主要力量就在自由党内，即旧辉格党人不愿让工人阶级取得选举权，说工人是“贪婪、无知、醉酒”的人，是“冲动而不计后果的狂暴之徒”，结果促使工人运动风暴再次出现。同时，工人阶级也可以通过自由主义运动来壮大自身力量，组织工会，形成一定的政治势力，改变资产阶级对政治的垄断。后来作为主要执政党之一的工党，就是在19世纪末工人运动的高潮中，于1900年正式产生的。此外，由于工会力量的强大，资产者对在国内投资颇有顾虑，因而把目光转向海外，从而影响对国内生产和经济的投入。而奉行自由经济政策，政府也就无权干涉私人企业的生产运行规模和经营方向。哪怕是工厂主仍用陈旧机器生产老式产品“自由地”占领殖民地市场，国家也只能听之任之。

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时也不能适应国际经济竞争。19世纪后期，德国、日本等运用国家力量组织生产要素，使经济成倍地增长；而奉行“自由”经济制度的英国则只能听任企业自生自灭，生产“自由”地调整。德国等国还推行国家保护主义，实施关税壁垒政策，抵制外国商品，使英国等老牌国家的产品无法“自由地”进入；而它们的产品在理论上却可“自由”地进入英国及其殖民地。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贸易政策又为英国自身制造了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

“绅士风度”的扭曲性张扬

英国社会中流行的“绅士病”，常为人们所诟病。它其实也是19世纪后期逐渐成形的。绅士文化的源头，可溯之于17世纪。此前的英国人还在为稻粱谋，饥肠辘辘之下谈不上刻意修养和做派。但随着英国的崛起，如何打造人生便成为有识之士关注的问题。思想巨子洛克曾作《教育漫话》，专门讨论如何将人培养成谦谦君子，自此之后，绅士教育就成了英国特色的教育目标，人们在实施或接受教育时，逐渐以“绅士风度”来作为言行规范。

但到19世纪后期，社会生活中的“绅士”风度开始扭曲，出现了颇为变味的一些特征：一是奢靡娱戏，玩物丧志；二曰专注自身，无视他人；三为四平八稳，循规蹈矩。很显然，这几个特征更多的是体现负面印象。因此，所谓“绅士风度”的铸就，其实就是保守自大痼疾的形成。这是导致英国锐气日减、暮气日重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