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课堂上曾大声疾呼：“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就是牺牲身家性命，也要救国家!”

张澜、刘寿川先生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言论，在朱德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由于朱德与刘寿川除了师生关系之外，还有一层亲戚关系，所以他经常邀请好友戴与龄去刘寿川的寝室，向他请教。

刘寿川除了向他们介绍亲眼在日本看到明治维新的成就外，还介绍了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创建同盟会，出版《民报》等革命活动，并秘密地借给朱德一本革命党人邹容写的《革命军》。

朱德第一次接触到“革命”的字眼，尽管他并不很理解革命的真正含义和内容，但他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领悟到就应像张澜先生说的那样，要不惜个人的身家性命，去拯救民族，去拯救国家。

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苦读一年，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与师生广泛交往，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

他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优秀，并能写得一手好的诗文，博得师生好评。

1907年他在顺庆府中学堂毕业时，赠与同窗好友戴与龄诗一首：骊歌一曲恩无穷，今在兴亡意计中；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恨他虎狼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斗志付飞鹏。

这首诗，正是反映了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一年苦读中最主要的收获。

他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

这一年，是他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也是他接受“读书不忘救国”的开端，使他读书为“支撑门户”和“光宗耀祖”而转变到“读书救国”。

这是他一生中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也正是在“科学救国”、“教育治国”、“强身卫国”思潮的鼓动下，他接受了刘寿川先生的建议，决心去成都求学，以学得更多的知识，来开拓自己的视野。

伯父朱世连为了朱德去成都求学，又多方求情借贷，终于凑了50块大洋，作为朱德上学的费用。

1907年的初春，朱德仍然挎背着他第一次上仪陇参加县试时用的那个蓝布包袱，凭着那双铁脚板，起早贪黑，一路快走，只用了5天，赶了370公里的路，到了省城成都。

成都同顺庆府比起来，要热闹得多了。

它不仅是四川的省会，还是中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那时，成都正处在剧变中，银元局、铜元局、机器局、兵工局等新的工业机构，相继成立，手工业也比较发展，商业也较繁荣，涌进了不少洋货，还办起了洋教堂。

荷枪实弹的新军和警察，在人群中穿来闯去；古老的滑竿、轿子和新式的东洋车(人力车)满街奔跑；沿街叫卖的报童，不停地呼喊着：“哪个看报?新出的《四川日报》?”这一切对朱德说来，都十分新奇。

在一个小客栈住下后，朱德不顾旅途的疲劳，就上了大街。

街头巷尾到处都张贴着五颜六色的广告，四川省师范学堂和武备学堂的招生简章吸引了他的目光，他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直到把全部内容能背下来。

回到小店，他经过反复比较，决心投考武备学堂学习时间只一年，吃穿都不花钱，给家里能减去许多负担。

何况新军正在发展，国家也需要军队。

还真考上了。

他写信把这个喜讯告诉家里，谁知家里人在“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旧思想影响下，坚决不同意他去上武备学堂。

后来，经过刘寿川先生的劝说与协调，朱德又报考了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

这是专门为培养体育教师而开设的。

体育学堂里设置有教育、心理、生理、算术、修身、图画、体操、器械等课程。

朱德对每一种都学得十分认真刻苦，总共13门功课，他考试的总计分为1070分，平均每门成绩82分，名列全学堂第1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