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消息，对朱家说来，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十多年来，全家节衣缩食、四处借贷培养一个读书人的希望，立马变成了泡影，哪能不伤心呢?但对朱德来说，他却得到了一次极好的机会。

他向伯父述说了想上新学读书的心愿：“因为实行‘新政’，才取消了科举，才开办新学。

上新学堂，将来更有作为。

我想还是去读新学。”

伯父不停地摇着头。

看得出来，他是不相信新学堂能长久办下去，坚信千百年的科举制度早晚要恢复。

朱德再三苦苦哀求说：“到如今，也只有这条道可以走下去了!”

伯父死不松口，说：“这一次再不能依你了!我们朱家眼看到手的功名，就这样丢掉了，谁不痛心!”

这一夜，朱德和伯父都没有合眼，他们各自想着心事。

天还未明，朱德就悄悄起床去找席先生，请他说服伯父。

席先生满口答应。

他把朱德的伯父请到家中，推心置腹地长谈了很久。

他说：“你我都是老相识，老交情了。

我早已把玉阶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了。

我们两家都盼望着他有个出头之日。

我虽然一生没考上个秀才，但一心想要玉阶考上。

可是，现在把考功名的这条路堵死了，我们怎能怨孩子，逼孩子呢?要想玉阶有个好的前程，还是让他去上新学堂吧!你听我一句话，不会错的。”

伯父朱世连听了席先生的一番劝说，终于同意朱德去上新学堂。

他东挪西借，好不容易凑了一笔钱，供朱德去顺庆府读书。

1906年的春天，朱德兴致勃勃地离开大，第二次去顺庆府。

3天的路程，他徒步两天就赶到了。

朱德先考入了顺庆县高等小学堂就读。

这所学校是由嘉湖书院改办的。

他在这座学堂里读了6个月，除国文课外，又学习了一点地理、历史知识和英文。

一学期后，在这年的秋季，他考入了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现为南充市职业高中)。

那里的课程设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语、修身、格致(生物)、图画、体育等，学习内容丰富，一改旧式书院式的教学，深受学生欢迎。

朱德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如此丰富的知识，让他大开眼界，懂得了世上的知识多得很，不仅仅是“子曰”、“诗云”。

顺庆府中学堂里，聚集着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

学堂的监督(校长)就是后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的张澜先生。

那还是1903年，顺庆府在筹办新学时，选送他到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学习。

他在中华留日学生会上倡议慈禧还政光绪，变法维新。

清廷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立即取消了他的留学资格，将他押送回国。

张澜回到四川后，先在成都任四川留学预备学堂学监，后返回家乡顺庆府主持教育。

他主张革新教育，提倡妇女读书。

在教学中，重视爱国维新思想的灌输和科学知识的传授，深受学生欢迎。

朱德的舅父刘寿川先生是学堂的理科教师，19岁中秀才，后留学日本。

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他博学多能，讲授物理、化学时，经常带来一些仪器，给学生们演示。

一次上物理课讲火车原理时，有学生问：“为什么中国不能造火车?”刘寿川万分感慨地讲述了日本的维新。

最后，他激动地说：“日本的明治维新，使日本从落后迈向先进。

科学给日本带来了生机，惟有科学才是救国之本，而只有变法维新，才能发展科学。

这是国富民强的惟一之路。”

刘寿川先生的这一番话，朱德听来并不陌生，席聘三先生不是也这样讲过吗?张澜先生讲课更具有鼓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