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一座英雄的山，一座被革命火种点燃的山。毛泽东在此总结了红军游击战争基本的战略战术，进而将红军游击战争基本战略战术系统化、理论化，并在实战之中发扬光大。这标志着他已经开始读懂战争这部“无字天书”。

军事统帅的地位是在战争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在战争初期总结的红军作战原则，远远高出那些依据作战条令与理论典籍所形成的作战方案。中央苏区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诱敌深入，灵活机动，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作战的伟大胜利。全军上下对毛泽东的指挥心悦诚服，一位红军高级指挥员兴奋地说：到底还是拿鹅毛扇子的厉害。

到了第三次反“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的认识已经统一到毛泽东的军事理念上，说东打东，指西打西，3万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打败了蒋介石指挥的30万大军。

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在战争的舞台上，毛泽东是最讲科学、最讲兵法的人，也是最不受兵法条文束缚的人。他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有什么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彼知己，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他的作战指导，从来都是不拘一格，毫无成规，追求“活打”，反对“死打”，总是一切从战争、战场、敌我、攻防的实际出发，来确定战争指导方略。

这种灵活多样的战术，不仅令他的对手茫然失措，也令他的同志相当费解。“左”倾教条主义者则视之为异端，当做山沟里的“游击主义”。1931年11月，在瑞金举行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被剥夺了党权和军权。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又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

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失去毛泽东的红军，指挥权完全把持在教条主义者手中，因而丧失了红军游击战争特有的机动灵活的作战风格。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的军事路线葬送了中央苏区，中央红军不得不走上漫漫的长征路。

长征路上，关山重重，红军连番苦战，却始终无法摆脱被动。湘江之战，几万红军血洒江岸，红军濒临绝境，中国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在红军将士的呼唤之中，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也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新起点。

在毛泽东指挥下，衣衫褴褛的数万红军周旋于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之中，四渡赤水，兵逼贵阳，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夺回了战争主动权。

毛泽东在人民军队中的统帅地位日益稳固，成为全军拥戴的最高统帅。他的作战指挥艺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他的全部制胜要诀只有一个字：变。所谓法无定法，由变求通，由变制胜，融汇百家之长，却不拘于书本教条。因而他能够较快地冲破战争迷雾，成为破解战争这部“无字天书”的伟大统帅。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时期，党内一些领导人称毛泽东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做现代战术，把古代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做现代战略”，把曾国藩的治军方略当做“兵法之宝”。毛泽东对此付之一笑。他后来说：“《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

毛泽东真正系统研究中外军事典籍，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毛泽东系统研究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等中外军事著作，以及苏联、日本的军事典籍与作战条令，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军事理论著作。全国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又先后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名军事著作，奠定了他作为伟大军事理论家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