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的大幕一经拉开，乱云飞渡的庐山，曾见过多少人间风雨。

1933年夏天，蒋介石在此主持军官训练班研究“剿共”战术。他概括国民党军的作战原则：“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而把红军的作战原则称为：“战略上取守势，战术上取攻势”。还自信地总结道：“凡战略上取守势者未有不败之理”。他的概括没有问题，但他的结论却大错特错了。毫无夸张地说：在战争指导能力上，蒋介石与毛泽东不在一个层次，因而最终的失败者就变成了他自己。

毛泽东的战略守势可以称作战略上的持久战，战术攻势则称作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毛泽东绝妙地勾画出战争中持久战与速决战的辩证关系，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中防御与进攻在时间上的矛盾难题，使之成为中国革命战争中积极防御作战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则，成为转换敌我优劣形势的基本手段。

1930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动荡不已。在南京建立中央政权的国民党陷入激烈的内部权力争斗，各派势力勾心斗角，进而兵戎相见，新军阀混战全面爆发。

中国共产党人则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力量积蓄与发展，重新走向兴旺。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逐渐发展成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燎原烈焰。红色根据地星罗棋布，主力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地方武装发展到3万人。

对这种形势，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作出了一个非常乐观的估计：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大决战的前夜，“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因此确定了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组织全国总暴动的军事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对这个热血沸腾的军事计划，在赣南、闽西率军苦战的毛泽东却难以激动。他后来评价此事时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集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他当然知道，“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但他斩钉截铁地说：“唯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

“左”倾冒险主义者当然听不进这番话，称毛泽东有着“区域的保守观念”和“狭隘的游击战略”，妨害红军的发展，“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指责毛泽东等人是“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并派出专人到红4军督战，严令部队进攻南昌。

7月，毛泽东、朱德率领新组建的红1军团向南昌推进。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当看到南昌城防坚固、敌军力量强大，红军根本不具备硬攻的条件时，毛泽东派部队隔江鸣枪，以示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尔后迅速北上，在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的安义、奉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使部队避免了一次可能的损失。

毛泽东不打南昌，决不是消极避战。一旦战机出现，他是从来都不会放过的。在红1军团休整期间，湘军4个团冒进至文家市，立足未稳。毛泽东当机立断，率部昼夜兼程，直扑敌军，速战速决，仅用3个多小时就将其全歼。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决定了敌人一般总是处于战略进攻的地位，而红军则是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敌人在战略上总是期望速战速决，而红军则要逐步转化敌强我弱的形势，因此必须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要转化敌强我弱的形势，红军必须抓住一切战机，实施战役战斗的速战速决。毛泽东把战略上的“稳”与战役战斗中的“拼”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

在反“围剿”作战中，这一原则运用得淋漓尽致。毛泽东不急不躁，诱敌深入，以一个“磨”字贯穿战略指导，而以一个“快”字指导具体战役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