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之后，1932年3月，苏区中央局在赣州江口圩这个地方开会，毛泽东又提出了“出击求巩固”的新的发展方略，建议红军主力立即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和空虚的赣东北以及闽北、浙江、皖南、苏南等地区发展，以“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求得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苏区，发展革命战争。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是一个非常大胆而务实的战略性出击方案。它标志着毛泽东的目光已经不局限于在中央苏区内外进行反“围剿”斗争，而是要变依托根据地波浪式推进为战略性的外线出击，将固定的根据地与流动的战略区相结合，打到敌人的腹心地带，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与作战空间。但非常可惜，苏区中央局多数否决了这一方案。几十年后，朱德元帅重游旧地，往事回望，他无限感慨地写下了“不听仙人指”的诗句。

战略性出击的方案被否决，毛泽东只得退求其次，寻求首先向东，然后再向东北发展。仔细研究国民党军的部署后，毛泽东建议：红军以一部主力出敌不意，兵出闽南，直下漳州、泉州，“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立即召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由毛泽东率红1军团、红5军团远征闽南。

闽南只有国民党杂牌军张贞部一个师，且战斗力不强。红军所向披靡，顺利打下了漳州，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大部，缴获大批装备、物资，还捎上两架飞机。这一仗不但解决了中央苏区的财政、物资困难，并且打开了战局。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尽艰辛，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与红15军团会师，开始创建西北革命大本营。

完成长征的红军，并没有摆脱危险。蒋介石调集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和西北地方军阀，从四面八方压向陕甘苏区。

当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红军主力大举东渡黄河，不是“以巩固中求发展”，而是“以发展求巩固”。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的主张，当时在党内引起了一场争论。一些同志主张，红军应该以巩固陕甘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地区发展。但毛泽东坚决反对。因为面对优势的敌人，只有1万多兵力的红军很难巩固陕甘苏区。只有以攻为守，以发展求巩固，方能稳固陕甘苏区，发展陕甘苏区。

1936年2月，黄河岸边，漫天飞雪，毛泽东吟诵了豪迈的词章——《沁园春·雪》，率部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魄，迈上了东征的新路。历时75天的东征作战，战果辉煌。红军消灭敌人7个团，扩大了新兵8000多人，筹款30余万元，并且迫使“进剿”陕甘苏区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甘苏区。

东征回师，毛泽东又将目光投向了西面。1936年5月，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西征作战，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出纵横各200余公里的新区,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无论是东征，还是西征，毛泽东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争取空间，积蓄力量，为将来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奠定基础。他圆满达到了这一目的，经过东征、西征，红军建立起拥有200万人口、约13万平方公里的陕甘宁苏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因此稳固地奠基西北，迎来新的大发展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一个起承转合点”。

全国抗战爆发后，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成为持久抗战的重要原则，毛泽东在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根本避免进行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而“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这一战略，指导中国抗战度过了漫长岁月，迎来了中华民族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第一次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