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复兴代表了一个民族的重新崛起，这不仅将对国家内部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将对原有的国际政治秩序带来新的冲击。

美国国际关系的杰出学者之一米尔斯海默在其力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国际政治是大国政治。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一个大国永远无法确信其他大国对它不怀有敌意。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大国的复兴，难免不引起周边和世界其他原有大国的关注。那么，较为理想的状态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因为拥有如此多相对权力的国家，其生存几乎可以得到保证。但如果一个大国在复兴后不断以牺牲他国权力为代价获取权力，难免仍然将国际政治秩序带入“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所以，一个大国要真正发展起来，它在处理自身内部事务的同时，还必须有一个明智的对外政策，能够用高超的智慧处理好国际关系问题，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

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大国的兴起都会给既有的国际体系带来巨大的震荡，发展与争霸是大国崛起不可回避的话题。由于近代以来的国家始终生活在“每个国家反对每个国家”的“霍布斯时代”，所以，原有的大国对新兴大国的崛起总是充满疑虑。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新兴大国要想顺利成长，就特别需要冷静对待自己的国力，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尽可能地遵守既有的国际行为规则，在捍卫自身基本利益的原则下，不去主动挑战现有大国的利益，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广交朋友，争取在各种地区合作或多方合作的事务中做到双赢和多赢。从历史的经验看，任何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如果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最终总是会给自己的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即便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如果滥用国力，一意孤行，也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古老政治智慧，尤其是“天下观”，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天下观”是古代中国思想家们在儒家经典以及《山海经》、《穆天子传》、《管子·地员、度地、地图》、《淮南子·地形训》和《尔雅·释地》等历史地理名篇中体现出的神话、幻想、政治理想和哲学思想。“天下观”中包含的“天下”概念和“畿服”理论就是中国人利用“空间”构想出来的世界秩序观。在这种世界秩序观中，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最多的就是“天下无外”、“天下大同”的思想。对于世界来说，只有内部，而没有外部，各地方之间的关系只有地理位置上的远近亲疏，这种关系也并不意味着对立、不可容忍和需要征服，而应该是共容和互利。

如果更为深层次地剖析中国古代“天下观”，不得不提到顾炎武关于“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分。用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术语来说，顾炎武的意思是我们对 “天下”负有一种自然义务，对“国”或国家则只负有一种“建制职责”。自然义务是人之所以为人都要履行的，建制职责则是因为加入某个建制（在这里就是国家）而产生的。

如果说传统版本的“天下观”可以用罗尔斯的“自然义务”观念来解释的话，那么，现代版本的“天下观”则可以用德国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从美国哲学家赫尔伯特·米德那里借用来的一个术语来解释，那就是“理想的角色承当”。

“无外”的意思是“无所不包”；“天下”之为一个“制度”、“建制”或规则体系，要求对所有的人们一视同仁，不分内外。这话听起来很不错；从古人所说的 “天下为公”到近人所说的“天下大同”，都包含着这样一个美好理想。但在现实世界上，“人以群分”是一个常理，而不同的群体常常有着不同的利益、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并不是抽象地谈论“天下无外”，而是要承认天地之广，无所不有，然后去认真思考，能否或如何在不同利益之间达成妥协或互补，在不同价值之间达成宽容或理解，在不同主体之间形成团结或友爱。“从每个人的视角出发考察问题”，而不是只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出发，不是只从自己的角度或自己民族的角度出发。哈贝马斯把这种考察方式叫做“理想的角色承当”。“理想的角色承当”是相对于“实际的角色承当”和“虚拟的角色承当”来说的。但仅仅这样的角色承当还不够，仅仅对特定对方采取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态度还不够，因为在涉及普遍规则如国家法律、国际行为准则甚至跨越世代界限的行为方式的论证的时候，我们要有足够的诚意和能力对所有有关的人们的立场进行“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尽可能了解他们的想法，并在论证规则的时候把他们的要求和顾虑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