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正常国家论”的立论前提是否定日本在冷战时期形成的低姿态对外战略、“轻军备重经济”的经济大国路线以及国民反对军备的和平主义思维。在国内政治方面，“正常国家论”追求的是加强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的新国家主义。如小泽主张应以民主方式将分散的权力集中起来，以便最高领导人能负责决策，因此首先应加强首相官邸的功能，采用美国总统的助理制，设置首相“辅佐官”，有综合协调功能以分担首相的决策。他还强调，“政治家要排除官僚的影响”，“自己思考，自己决断，自己承担责任”。在对外战略领域，小泽一郎认为“正常国家”要具备两个要件：“第一，对于国际社会认为正当的事情，日本就理所当然地尽自己的责任去做”；“第二，对于各国为追求富裕稳定的努力，以及保护地球环境等全人类共同课题，日本应尽所能提供合作”。因此，他曾提出要推行“积极的、能动的和平主义”，“参加联合国军”，为维护国际和平做贡献。不过，后来他又认为应首先关注本国安全，“如果国家安全成为负值，国政就等于零”，“日本首先应明确安全保障的基本原则”，并取得他国的信任。①同时，他也主张坚持日美同盟，但强调要建立一种自主、对等的对美关系。

“正常国家论”涉及日本国家改革的诸多领域，从其追求的对外目标来看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通过积极的对外战略、安全战略，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影响，谋求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常国家论”其实就是政治大国论的应用版——它明确指出了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基本路径。二是通过强化军事安全战略，维护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生存和发展利益。早在“正常国家论”提出前，日本一些学者就开始主张从维护经济利益出发，调整对国际安全的消极姿态，发挥日本在安全领域的作用。1990年，日本静冈大学教授中西辉政就发表文章声称：“多年来，日本一直奉行全球性的经济政策。”“但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却可能倾向于抵制相应地扩大其安全范围。日本舆论反映出一种对介入外交政策和防务问题的厌恶。不过，日本经济政策的全球范围与其安全战略的地区范围之间的这种不相称状态最终还是要变的。在21世纪，一个拥有像日本这样的经济和技术实力的国家不大可能继续是个纯粹的地区大国。”“对日本来说，确立一种目的感，以对和平的世界做出在规模上与其雄厚的经济、技术实力相称的贡献，此其时矣。日本需要一个与其人道、民主、和平的国家形象相称的大战略，需要一个能赢得日本人民广泛支持的战略。为此，日本防务政策的地理范围有必要扩大到日本列岛所在地区以外去。”同一时期，另一学者冈崎久彦在《文艺春秋》上连续发文，主张日本经济规模如此之大，在自身缺少资源的情况下，要维持发展，就必须取得世界的各种经济资源；而要取得经济的安全发展，又必须取得广泛的安全资源；为了确保安全资源的取得，它又必须提高它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十几年来，“正常国家论”不但流行于日本而且逐渐国策化。而其之所以有如此强的“生命力”，首先是因为它符合日本传统的战略文化习惯，引发了很多国民、政治家心理上的共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民族自古以来经常面临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近代以来经济生存又多依赖于海外，危机意识格外强烈。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五五体制”瓦解后的政治乱局、“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长期萧条，又使日本国民的危机意识加剧，对现状不满、变革求新的意识也格外强烈。而“正常国家论”往往以对日本国势的忧虑为引子，导出不少针砭时弊、打破常规的慷慨之论。如2006年，小泽在《文艺春秋》发表谈话表示：“当今日本处于同近代日本的幕藩体制相似的处境。日本这个房子正在从基座开始腐烂，小泉政权的政策仅仅是糊糊窗户、撑撑门面。” ①这样的“激扬文字”很容易拨动日本民族固有的危机意识，引起比较广泛的社会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