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国家论”在包装上顺应了日本人喜欢寻找标本模仿的思维习惯。日本自有国以来，其社会发展往往不是依靠民族内生的创造性实现的，而是通过不断吸收、模仿外来文化获取动力。自古以来，日本在国策上，追随国际主流成功的经验甚多，而实践自立、原创性战略成功的例子甚少。国民的战略思维往往循于学习—模仿—有所创新这一基本链条。因此，国家战略在实施转换时，往往要先在国际社会寻找一个模板。在古代，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飞跃是通过学习唐帝国实现的。在近代，日本又盯住“山坡上那朵云”，先以西欧为模板紧紧追赶，跻身于世界军事强国行列，后受德国法西斯主义影响而行军国主义。在战后，日本又大力吸收美国的经济、教育经验，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上述历史文化背景使得国民在理解国策方略时往往抽象能力不足，而更容易接受模板式的战略表述。其实，日本的政治大国目标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被中曾根康弘以“国际国家”的名义提出来。但是，“国际国家”在表述上过于含糊和概念化，难以为国民所理解。而“正常国家论”抓住了日本国民的这一战略思维特性——所谓的“正常国家”如同近代的“脱亚入欧”一样，起到了指点“山坡上那朵云”的效果，容易为国民所理解。

“正常国家论”得以政策化的主要原因则是它对日本保守势力的各种国策主张兼收并蓄。可以说，它几乎涵盖了各派保守势力历年来想说的和想做的。在国内政治总体保守化的情况下，日本各派保守势力政见的分歧流于细末，而在“正常国家论”提出的基本战略思路上大体相同。虽然出于国内政治斗争原因，一些政治利益同小泽存在冲突的保守政治家表面上不完全赞同小泽的论调，甚至抓住其中一些观点搞政治攻击，但实际上却在按照小泽的主张去做。比如，在加强中央政府权力方面，小泉提出的首相公选主张同小泽加强首相权力的想法不谋而合。而安倍上台后，干脆“盗用”小泽的“发明”把设置首相“辅佐官”的设想变成了现实。至于在安全领域，日本小泉内阁已经把自卫队派到了硝烟未散的伊拉克。正如我国学者李建民指出的：“‘1955年体制’崩溃后日本政界的‘总体保守化’趋势是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巨大推动力之一。”虽然战略的提出者小泽一郎至今未能进入权力中枢，但他的这一理念实际上被保守势力所普遍接受，当前日本推进的政治外交调整进程，其实是完全按照“正常国家化”的思路展开的，因而是一条“没有小泽的小泽路线”。

然而，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在理论和实践上仍存在很多“不正常”的地方，并受到国际社会和国内和平民众的质疑。质疑的焦点是“正常国家化”会不会导致日本军事大国化，再度使日本像近代那样成为世界和地区安全的负面因素，最终伤害国际社会和日本国民根本利益。而产生这种质疑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正常国家化”的参照系很不明确。其中的问题包括：“正常国家化”遵循的价值观是什么？什么才算是正常国家？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要做的“国际贡献”有没有上限？

日本对侵略历史反省的不彻底使“正常国家化”的价值观基准模糊不清。在当今国际道德和国际法体系下，日本如果单纯寻求拥有同其他正常国家一样的国家权利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日本拥有不正常的近现代历史，而且对这段历史的反思态度也存在不正常的地方。自战后以来，长期掌握日本政权的保守势力对近现代侵略历史的反省表态，往往是对外关系的反应物，缺乏内在的自觉性。即使有一些历史反思，也往往是从日本的利益得失出发，极少深入到道义层面。如自民党保守政治家三木武夫就把近代日本侵略亚洲邻国的动机归结为：“当时日本想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成为大陆国家。”而提出轻军备路线的吉田茂，战后在其著作《十年回忆》中仍为当年日本位列世界五强之一而自得，并为“二十一条”辩护，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为“无谋”，认为日本如果不是以英美这样无法战胜的国家为对手，扩大战争，日本帝国本应可保持繁荣发展，根本没有反省殖民侵略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