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宪法》还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为“贱民”和土著居民提供优惠待遇：在立法委员会和议会中为他们保留席位、简化升大学的程序、在行政部门保留一定的名额等。在农业方面，废除了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特别是“柴明达尔”制，允许小农佃农购买土地，拥有土地权。

从独立至今，印度共举行了14届人民院选举，选举保证了执政者的合法性，更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连续性。这一切都得益于有着较大弹性和调和能力的民主政治体制。正如美国的印度问题专家斯蒂芬·科亨所说，“印度的政治体制如同一台复杂而且需要进行大修但仍在运行的机器，在大部分时间里尚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印度如同一艘有多个隔水舱的巨轮，同其他单一性社会比起来，更能避免发生大规模的极端和极权的变化。”

如今，民主政治已深深根植于印度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广泛认同。民主议事、民众普遍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不仅扩大了社会各个层面民主体制的建立，使各级选举形成制度化，而且打破了印度传统社会中特有的封闭性和落后性，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和开放，代表了社会的进步方向。在历届的大选中，印度民众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政治热情，大选一般而言是自由公平的，选举的结果基本上反映了民意。在2004年大选中，全国参与投票的总人数达到亿人，表现了印度普通民众对选举的热情和关注。

作为议会民主制国家，印度被西方赞誉为“亚洲民主的窗口”。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来看，尽管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演变，但民主政治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和挑战，成为印度稳固的政治体制。独立以来，印度领导集团和领导人的交替都是在宪法和法制范围内，遵照一定的“游戏规则”有序进行的。今天，国际上普遍把印度当做是“稳定政体”的榜样。这一点，是印度一个重要的国际“比较优势”。

翻腾中的印度

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政府就做了大量的努力以遏制政治中的宗教教派主义。这一努力在某些领域取得了成功，而在另一些领域却遭到失败。

实际上，在印度社会，宗教实践和认同早已深深根植于普通民众的心里，世俗国家的实践绝非易事。在一个理想的世俗国家里，宗教信仰及其实践被视做个人私自行为，国家作为公共制度，既不赞同也不干预个人或教派的宗教事务。一位研究者曾略显悲观地指出，在南亚国家中，“（世俗主义）作为生活信仰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南亚绝大多数民众积极尊奉某种宗教信仰。世俗主义作为国家的行动基础也是不现实的，这既是因为佛教和伊斯兰教已经被宣布为国教或国家保护的宗教，还因为国家的宗教中立或平等立场难以为继，因为少数派不赞同多数派关于国家必须维持中立和平等的观点。”实际上，在某些人看来，印度国家似乎代表的就是印度教国家，尽管它没有公开言明，但其行为似乎表明它懂得什么是印度教徒的最大利益。

特别是在后尼赫鲁时代的印度政治生活中，印度主要政党及其政治领袖们开始将民主当做一种市场机制，视选民为有着各种各样要求的消费者，而作为企业家的政治家们力图赚取他们的选票。结果，政治家和政党领袖们在角逐权力时公开呼应宗教忠诚和基于种姓的认同。为了巩固票库，无论是印度民族主义的国大党还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人民党（Janata Dal），①在将党票分配给其候选人时，都要考虑到他们的宗教和种姓关系。1989年选举期间，国大党（英）总书记加迪勒（Gadyil）指出，需要根据政治现实重新定位党的世俗主义政策。他承认：“这一路线使印度教徒的心灵受到了创伤。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取信于印度教徒。”结果，由于印度政党政治的这一发展趋势，尼赫鲁民族主义的世俗主义特征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面临着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