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印度利用北部三个弱小邻国在外交和贸易上对印度的依赖，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它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建成了对付中国的缓冲地带。甚至冷战结束后，印度在这方面也没有丝毫的隐讳和收敛。1997年，印度政府外交部发言人泰米兹·艾哈迈德就赤裸裸地说：“我们有两个圈，第一圈是由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七个成员国组成；第二圈则囊括了其他的国家。”而第一圈“是我们的特殊利益区”，不容有任何区外大国插足。

历史就是这样的奇特，被印度引以为傲的地区中心地位，反而决定了对印度安全的威胁可能首先来自地区内相对弱小的国家，而不是区外国家。而最为严重的威胁则是：如果南亚邻国不稳定，可能导致外部势力对南亚这个地缘政治堡垒施加干涉，或者是小国愿意成为外部势力的“代理人”。所以，毫不奇怪，印度作为印度次大陆的优势强权，它把自己的安全视为南亚整个地区的安全，而地区安全要求印度发挥领导者作用。所以，印度也有一种作为区域性大国特有的“门罗主义”思想。尼赫鲁在1947年独立前夕就指出：“门罗总统提出的门罗主义确保了美洲免受外来侵略近百年之久，现在到了将同样的门罗主义运用于亚洲国家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印度也充分认识到睦邻外交的重大意义。例如，1977年出任外交部长的瓦杰帕伊曾经说过：“我们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文明，但我们也承认他们自己有权决定他们各自国家的命运。我们将警惕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但也决不威胁他们的国家身份。忘却过去的任何猜疑吧，但同时也不要否认会与邻国经常产生一些问题。但我相信，以地理为基础，在次大陆内培植经济合作这一支柱符合我们各自和共同的利益。”瓦杰帕伊还表示，尽管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发挥特殊作用这一诱人的想法正在我们面前摇晃，但我们拒绝接受基于权力概念之上的这种作用。权势理论充其量也是过时的，这是一个危险的概念，它导致不信任和紧张。权势，当它出自枪杆子时，它滋生出来的将是傲慢和暴力；权势，当它源自人民间友爱和信任时，它代表的是生的机会。瓦杰帕伊表示，印度将首先以爱的力量在南亚培植和平与稳定。

冷战后，古杰拉尔总理提出了发展与南亚国家关系的“古杰拉尔主义”。古杰拉尔觉得，印度的南亚政策不能只以巴基斯坦为中心，应努力寻求与其他邻国之间的协同。1997年1月3日，在孟买的一次讲话中，古杰拉尔宣称：“我们早已着手这项工作……我们将一条长长的友谊之手伸向世界各国。我认为，这一设想最好是从我们自己邻国这里开始实施，这也符合我的观点：印度的外交关系在一系列的圆环中向外扩展。我们的直接邻国构成了第一环，我们将从这里重塑与它们每个国家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政策都是由五项原则来推动：第一，对邻国，像孟加拉国、不丹、马尔代夫、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印度不要求互惠，而是真诚和值得信任地提供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第二，任何南亚国家都不允许其领土用来反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第三，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第四，所有南亚国家都必须尊重彼此领土完整和主权。最后，我们将通过和平的双边谈判解决彼此间的争端。这五项原则的目的是营造一种紧密的、特殊的合作氛围。”

尽管印度反复重申它不接受外部势力对地区事务的干预，这在某种意义上复活了“印度主义”，但印度历届政府内的温和势力并不反对像“古杰拉尔主义”这样的单边行动。实际上，印度国内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认为一定剂量的单边主义有助于促使印度的邻国保持与印度的稳定的有机联系。基于睦邻外交精神，1998年12月印度与斯里兰卡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1999年6月与孟加拉国达成了民间公交服务协定；1999年1月与尼泊尔重新修订了运输条约；另外，与尼泊尔、不丹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