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追求是印度为之奋斗的不竭动力，同样也是印度各届政府不容置疑的历史使命。早在印度取得独立之前，其国家创始人之一、国大党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就已经在他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为印度的未来勾画出一幅宏伟的蓝图。他写道：“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亚西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他还指出：“在过去25年中为了争取印度的独立以及所有我们对英国当局冲突的背后，在我和许多人的心中存有一个复兴印度的愿望。”这个愿望就是“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进入21世纪，印度的大国梦想更加强烈。2001年3月5日，印度前内政部长阿德瓦尼在安达曼群岛首府布莱尔港视察时，就自信满满地说：“20世纪属于西方，中国在21世纪想成为世界的领导，但本世纪未来的岁月属于我们印度。”

印度版“门罗主义”

古代印度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它的传统文化光辉灿烂、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辐射力。正是悠久的历史文明，使印度人形成一套独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当论说他们国家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时，他们都有同样的、关于他们国家在亚洲或世界的“中心地位”这一概念，“从这种中心观出发来评估世界和全人类的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某种优越感”。此外，印度人的等级社会观念使他们相信，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这是一种“婆罗门世界观”。

从地理位置来看，印度处于南亚次大陆的中心，北部与中国、不丹、尼泊尔相邻，东北部与孟加拉和缅甸交界，西北部与巴基斯坦相连，东南部与斯里兰卡隔海相望。分布在印度周围的这些国家不仅国土面积比印度小，而且它们本身又不相连，从而对印度形成“众星捧月”之势。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印度一直以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中心自居，将该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英国殖民时期，印度次大陆的安全被认为有赖于沿袭至今的“势力范围”政策以及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这两大天然屏障。英国政治家寇松（Curzon）曾有过这样的战略论述：“印度像一座要塞，两边有辽阔的海洋作壕沟，在其他方面有大山作壕沟。在那些有时并非不能逾越、而且易于突破的城墙外面，延伸着一条阔窄不等的斜坡。我们不想占领这个斜坡，然而也不能坐视它被敌人占领。让它留在我们的同盟者和朋友手中也行，但是如果我们的对手偷偷爬上斜坡，待在城墙脚下，我们就得进行干预，因为任其下去，就会越来越危险，可能有一天会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谁要是在印度只把守城堡，而不往远处看，那他就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指挥官。”①为使这一政策能有效地实施，英国当局分别在波斯（伊朗）、阿富汗、尼泊尔、中国西藏、锡金和缅甸建立起了“缓冲国体系”（system of buffer states），确保了印度次大陆战略一体性。

独立后，边界问题与印度国内政治问题的交相作用，使印度坚定决心强化英国的殖民战略思想，即唯一可行的防御是将次大陆作为一个整体和排除外部强国对南亚事务的干预。尼赫鲁曾这样说过：“我们越是维护尼泊尔的独立，我们就越不能容许在尼泊尔犯任何错误或者允许天然屏障（喜马拉雅山）……受到削弱，因为那将意味着拿我们自己的安全冒险。”

所以，印度认为自己的这种地缘优势决定了它理应成为这个地区的“天然霸主”，其他国家都应居于从属地位。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独立后的印度首先想到的是建立所谓的“喜马拉雅防御体系”。为此，印度于1949年6月派兵进驻锡金，次年12月迫使锡金签订“和平条约”，对其国防、外交、经济等进行控制。1949年8月与不丹签订《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对其外交关系美其名曰进行“指导”，实则实行控制。1950年7月30日，印度利用尼泊尔拉纳家族出于对自身安全的严重担忧和恐惧心理，迫其签订了《印度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第二条规定，“双方政府约定，如与任何邻国发生任何严重摩擦或误会而可能损害双方政府间现有的友好关系时，应相互通知”。通过这一条约，尼泊尔与印度建立了特殊的军事与防务关系，印度以提供军援和帮助训练为名，对尼军进行渗透和控制。1952年，印度派“军事顾问团”进驻尼泊尔，1954年又在尼泊尔设立了“援助团”。印度军事顾问一度曾派至尼泊尔军队的营级、连级单位。当时尼泊尔绝大部分军官在印度受过训练，武器装备也主要依靠印度。